车厢猛地一沉，像被一只巨手攥住脊骨狠狠掼向铁轨。我整个人撞在冰冷的扶手上，后脑磕出闷响，耳膜嗡鸣不止——不是惯常的颠簸，而是整列地铁在轨道上“活”了过来，骨骼错位般咯吱作响，仿佛一具锈蚀百年的铁尸正从地底缓缓翻身。
所有灯光在同一瞬爆裂。不是熄灭，是炸开：惨白灯管如血管崩断，迸出刺目电弧，蓝紫色火蛇在顶棚乱窜；应急灯红光狂闪，像垂死野兽急促抽搐的瞳孔；连手机屏幕也骤然亮起又黑死，唯余一帧未加载完的微信对话框，悬浮着半句“你爸当年……”，再无下文。
强光灼得我睁不开眼，可就在那千分之一秒的眩晕里，我看见了——
车窗玻璃无声融化，又迅速凝固成一片混沌的毛玻璃。不是雾气，不是水汽，是玻璃本身在畸变、增厚、失透，像一层裹着尸蜡的旧胶片。而就在那灰白浑浊的表面，浮出掌印。
一只，两只，十只……不，是上百只。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新叠旧，旧覆更旧，仿佛这扇窗不是隔绝内外的屏障，而是一口深井的井壁，所有曾在此处停留的手，都被时间钉死在玻璃深处。
我下意识伸手去触——指尖尚未碰到，一股阴寒已顺着指甲缝钻入血脉，冻得指节发僵。我咬牙凑近，瞳孔收缩，死死盯住最底层那一层。
它最暗，最薄，几乎与玻璃融为一色，却轮廓清晰得令人心悸：五指微张，掌心略凹，拇指内侧有一道浅浅的旧疤——那是我七岁爬院墙摔的；食指第二关节有颗褐色痣，洗十次澡都洗不掉；指蜷曲的角度，带着孩童特有的柔韧弧度……纤细，稚嫩，分明是个十岁男孩的手。
我的手。
可这不可能。我今年二十八岁。这双手早已长满老茧，指节粗大，指甲边缘布满细裂口，是常年拧螺丝、搬货箱、深夜敲键盘磨出来的。而玻璃上那只手，干净，柔软，甚至能看清皮肤下淡青色的血管走向——它属于一个尚未被生活压弯脊梁的孩子。
就在这念头炸开的刹那，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不是回忆，是倒带——
七岁那年冬至，高烧四十度二。我蜷在父亲背上，额头烫得能煎蛋，鼻腔里全是铁锈味的血腥气，眼前景物在晃动中拉出重影：路灯是拖长的泪痕，枯树是伸向空的枯爪，风刮过耳际的声音，像无数人在喉咙里撕纸。
父亲喘得厉害，棉袄领口渗出汗渍，在寒夜里蒸腾成白雾。他一边快走一边拍我后背：“撑住，阿哲，诊所就在前头。”
站台空荡，只有113路的电子牌幽幽泛绿光。车停稳，门嘶啦滑开，一股混着汗酸与劣质皮革味的暖风扑来。司机探出半张脸，叼着烟，眼皮耷拉着扫我们一眼，烟头明灭：“孩子烧糊涂了，别上车，站台等下一班。”
父亲没话，只是把我的腿往上托了托，用冻得发紫的手指抹掉我嘴角流下的涎水，声音低哑却斩钉截铁：“就这一班。”
他跨上台阶，一步，两步，三步……我伏在他宽厚的肩头，听见他心跳如闷鼓，一下，又一下，震得我太阳穴突突跳。
车门关闭，气泵发出濒死般的叹息。
车刚驶出三百米，车身毫无征兆地一抖——不是刹车，不是转弯，是某种更原始的、来自底盘深处的痉挛。父亲身体猛地一僵，双臂骤然松开！
我像一袋被抛出的米，直直砸向地面。后脑撞上冰凉的不锈钢地板，眼前炸开金星。我挣扎着抬头，只看见父亲的旧棉鞋后跟，正被车门无情吞没；再往上，是他沾着泥点的裤脚，被疾风扯得猎猎翻飞；最后，是车尾两盏猩红尾灯，越来越，越来越淡，终于被浓得化不开的灰雾一口吞尽。
雾太浓了。不是寻常冬雾，是那种带着陈年霉味、湿冷黏腻、仿佛能吸走人呼吸的瘴气。它从铁轨缝隙里漫上来，缠住我的脚踝，又爬上腿，像无数条冰冷的蛇。
我张嘴想喊“爸”，却只呕出一口带着铁腥味的白气。
站台上没有别人。连风都停了。
我坐在地上，烧得神志模糊，却清楚记得自己输了三十七分钟。三十七分钟里，我数了七百二十次尾灯消失的方向，数了四百一十九次父亲棉袄上那枚掉了漆的蓝色纽扣，数了两千零三遍他左耳后那颗痣的形状——像一粒被遗忘的芝麻。
救护车是邻居发现我昏倒在站台才叫来的。医生，高烧引发短暂性失忆，属正常应激反应。警察调了监控，查流度记录，翻遍帘日所有113路行车日志——没有一辆车在三百米处停车，没有司机报告乘客异常，没有监控拍到父亲下车。
他们：你记错了。
可我知道我没忘。
因为三后，我在父亲枕头底下摸到一张皱巴巴的车票存根：113路，冬至夜，20:17发车，终点站——青石坳。
青石坳？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站名。
我拿着存根去公交公司查，窗口大姐推了推眼镜：“113路二十年没改过线，终点一直是西山陵园。”
陵园？我浑身发冷。
当晚，我翻出父亲那只旧皮包，夹层里掉出一张泛黄的检修单：日期正是冬至前夜，故障描述栏潦草写着——“车厢b-7段地板液压杆异响，疑似卡入异物，暂未拆检”。
异物？
我蹲在自家车库，用扳手撬开父亲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后轮轴心。锈蚀的轴承里，卡着一片灰白色的碎玻璃，边缘锋利，还粘着半截干涸发黑的……指甲盖。
我把它泡进温水里。指甲软化，浮起一层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粉红色——是儿童指甲油。我七岁生日，母亲省下半个月菜钱给我买的草莓味，涂了三就被父亲擦掉，“不像个子样”。
可那截指甲，一直留在玻璃里。
此刻，我站在摇晃的车厢里，盯着毛玻璃上那层层叠叠的手印，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不是幻觉。
这是回响。
地铁每晚十一点零三分准时驶过青石坳旧隧道——那条二十年前因塌方废弃、图纸上早已抹去的支线。而113路，从未真正取消它。它只是沉入地下更深的地方，变成一条只在特定时刻、特定体温、特定濒死状态才会显形的“影轨”。
那些手掌印，是所有曾在影轨上消失的人，用最后一丝执念按下的印记。新印覆盖旧印，旧印压着更旧的印，像地质断层，一层叠一层，埋着未出口的呼救、未松开的手、未抵达的站台。
最底下那层——属于十岁的我。
可我明明在站台。
除非……
我慢慢抬起自己的右手，悬在毛玻璃前，一寸寸靠近。
玻璃上的“我”，也缓缓抬手。
但动作慢了半拍。
我屈起食指，它却伸直；我翻转手腕，它却纹丝不动；我猛地攥拳——玻璃里的那只手，竟缓缓摊开，掌心向上，静静等待着什么。
冷汗顺着脊椎滑进裤腰。
我忽然想起父亲失踪前夜，曾独自在院子里用粉笔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从院门一直延伸到井盖边。邻居问他在干啥，他头也不抬：“给阿哲画个安全线，别踩空。”
可那口井，早在三年前就用水泥封死了。
我低头，看向脚下。
车厢地板不知何时变得半透明，像一块蒙尘的琥珀。透过幽暗的玻璃，我看见下方并非轨道，而是一条向下盘旋的、布满青苔的混凝土阶梯——阶梯尽头，一盏煤油灯在风里明明灭灭，灯下蹲着个穿蓝布衫的男人，正用粉笔，在潮湿的墙壁上一笔一划，写着什么。
我屏住呼吸，眯起眼。
那字迹歪斜，却力透砖缝：
“阿哲，别往里走。
爸爸在修车。
这班车，少了一颗螺丝。”
话音未落，整列地铁发出一声悠长、凄厉、仿佛来自地核深处的金属悲鸣——
所有毛玻璃上的手掌印，齐齐转向我。
一百七十三只手，一百七十三道目光，一百七十三种温度：有的滚烫如烙铁，有的冰寒似玄冰，有的带着雨后泥土的腥气，有的裹着消毒水与福尔马林混合的苦涩……它们不再静止，开始缓缓移动，沿着玻璃表面，朝我爬来。
指尖所过之处，毛玻璃重新变得澄澈。
我看见窗外——
不是隧道壁，不是广告灯箱，不是飞驰而过的黑暗。
是站台。
冬至夜的站台。
雾比记忆里更浓，更沉，更窒息。
一个穿旧棉袄的男人背对我站着，肩膀微微耸动，像在压抑咳嗽，又像在无声啜泣。他脚边，放着一只褪色的帆布包，包口敞开，露出半截蓝色工装裤的裤脚——和我此刻穿的这条，一模一样。
我张嘴，喉咙却像被水泥灌满。
这时，车厢广播突然响起，女声甜腻得诡异：“各位乘客，前方到站——青石坳。请勿下车，本站不办理乘降业务。重复，本站不办理乘降业务。”
甜美的电子音里，夹着一声极轻、极哑、仿佛砂纸磨过生锈铁皮的叹息：
“……阿哲，螺丝，我找到了。”
我猛地回头。
身后空无一人。
只有毛玻璃上，那只属于十岁男孩的手，正轻轻覆盖在我颤抖的右手上。
掌心相贴的瞬间，一股滚烫的、带着铁锈与童稚奶香的热流，顺着我的血管逆冲而上——
我终于记起来了。
那，父亲松开手，并非失衡。
他是被什么东西，从背后，硬生生拽下去的。
而拽他的那只手……
正印在我此刻紧贴玻璃的左掌之下。
层层叠叠，新旧交叠。
最底下那层，指纹纤细稚嫩——属于一个十岁男孩。
最上面那层，指甲断裂，指腹皲裂，虎口结着厚厚的茧——属于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
中间，还隔着十七层。
十七层，十七年。
每一层，都印着同一双手。
只是每一次，它都离站台，更近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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