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凌晨零点十七分，第三次核对手机时间时，才真正意识到——那辆末班17路，根本没在23:47发车。
它提前了三分钟。
不是表慢，不是错觉，更不是我熬夜太久产生的幻听。我亲眼看见站牌顶灯“23:47”四个数字，在23:44整，无声熄灭；下一秒，红光跳动，却未亮起“23:45”，而是直接跃至“23:47”——像被谁用指甲掐断了中间的两分钟，只留下一个突兀的、带血痂的断口。
站台空得瘆人。
整条梧桐街早被夜风刮得干干净净，连流浪猫都躲进了下水道铁栅后。路灯是老式钠灯，昏黄浑浊，光晕边缘毛茸茸地溃散着，照在地上，影子不随人动，反而微微滞后半拍——你抬脚，影子还蹲着；你停步，它才缓缓收膝，仿佛一具被线牵住聊纸扎人。
我就站在第三根灯柱下，灰夹克裹着肩胛骨，袖口磨出了毛边，左手指腹反复摩挲着一张纸。
那不是普通的乘车券。
是17路公交专用票，蓝底白字，印着褪色的“市交运集团·夜间专线”字样。可它湿透了。不是被雨淋的——今晚无云无风，空气干燥得能刮下一层皮屑；也不是汗浸的——我掌心干冷如冬瓷。它就是湿的，沉甸甸地贴在我左手掌心，像刚从井里捞出的裹尸布，纤维吸饱了某种黏稠、微凉、带着铁锈腥气的液体。我把它摊开，半张，撕痕参差，像被牙咬断的。票面字迹糊成一片灰雾，唯有右下角一枚椭圆红章尚存轮廓：不是公章，也不是验票章，而是一枚旧式邮戳，刻着“青槐巷口·1987.10.17”。
1987年？这趟17路，去年才开通夜间班次。
我盯着那日期，喉结滚了一下。身后忽然传来“咔哒”一声轻响——不是金属碰撞，也不是塑料断裂，倒像是某截枯枝，在无人触碰时，自己折断了。
我猛地回头。
站台长椅空着，广告灯箱黑着，连玻璃反光里都没有我的影子。可就在我转头的刹那，余光扫见——椅面中央，有三道浅褐色水渍，呈扇形铺开，边缘微微卷曲，像三片干涸的枫叶。我蹲下去，指尖悬停半寸，没敢碰。那水渍底下，木纹竟比周围深得多，仿佛那椅子，曾被同一位置反复坐塌过三次，又被人用胶与漆，一层层补了回来。
这时，车来了。
没有鸣笛，没有减速，没有打转向灯。
它就那么滑进视野，像一截从沥青里浮上来的黑铁棺材。车身斑驳，漆皮大片剥落，露出底下暗红锈迹，仿佛整辆车不是喷的漆，而是干涸的血壳。车头灯是两团浑浊的黄，光束歪斜，照在地面时，竟把我的影子拉长、压扁、再拧成麻花状——而我的身体，明明站得笔直。
车门“嗤”地弹开，一股阴风扑面而来，带着陈年汗味、消毒水、还迎…一丝极淡的、类似栀子花腐烂前的甜香。
司机没下车。
我看见他坐在驾驶座上，背脊挺得过分僵直，脖颈几乎与座椅靠背成一条直线。他没戴帽子，头发剃得极短，泛青，耳后有一道细长旧疤，弯如月牙。他没回头，没话，甚至没侧一下脸。只是右手搭在方向盘上，拇指缓慢地、一下一下，叩击着喇叭按钮——但喇叭没响。只有指腹与塑料之间，发出“嗒、嗒、嗒”的闷声，像在数棺盖钉入的次数。
我往前走了一步。
车门没关。
我又走一步。
他依旧没动。
我踏上踏板，左脚刚踩进车厢，右脚还在站台砖缝里——他忽然松开方向盘，左手探向仪表盘下方，摸出一把黄铜钥匙，“咔”一声，插进 ignition（点火）孔。引擎没轰鸣，只有一声悠长、滞涩的“呜——”，如同垂死者喉管里最后滚动的痰音。
车动了。
我没上车。
我站在踏板边缘，左脚悬空，右脚卡在门槛内侧，整个人被惯性往前拽，却死死攥住冰凉的扶手杆。车门在我身后“砰”地合拢，震得我耳膜嗡鸣。我回头，站台已退成墨色剪影，梧桐树影在车窗上飞掠，扭曲如鬼爪。
我喘了口气，松开扶手，准备往里走。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
不是脚步声，不是衣料摩擦声，不是呼吸声。
是“窸窣”。
像一张浸透水的纸，在无人翻动时，自己蜷曲、收缩、发出细微的筋络绷断声。
我猛地抬头，看向车厢后视镜。
镜面蒙着一层薄雾，但足够清晰——镜中映出整个车厢：空荡，惨白顶灯，三排绿色绒布座椅，每张椅面都微微凹陷，仿佛刚有人起身离去。
唯独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空着。
准确地，是“本该坐着我的位置”，空着。
可我明明就站在过道里！
我低头看自己——灰夹克，牛仔裤，球鞋，左手还攥着那半张湿票。我抬起右手，朝镜面挥了挥。
镜中，那只手没动。
镜中的我，仍站在原地，左手垂落，掌心朝外，摊开着——摊着那半张湿透的乘车券。而我的右手，正缓缓抬起，五指张开，指尖微微颤抖，像在触摸一面并不存在的玻璃。
我屏住呼吸，再挥一次右手。
镜中，那只手，终于动了。
但它不是跟着我挥，而是……反向。
我向左，它向右；我抬高，它压低；我攥拳，它却五指舒展，掌心朝上，仿佛在承接什么从而降的东西。
冷汗顺着脊椎往下淌，冰凉黏腻。
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去看车窗。
窗外，街道在倒退，但不对劲——路灯间距本该是二十五米，可此刻，两盏灯之间，总隔着一段异常漫长的黑暗。黑暗里没有建筑，没有树木，只有一片浓稠、均匀、毫无起伏的虚无。就像这条路，被硬生生抽掉了中间的时空，只留下起点与终点两张底片，强行拼接。
我数着灯。
第一盏，亮。
第二盏，亮。
第三盏……黑。
第四盏……黑。
第五盏……黑。
连数七盏灯，其中四盏是黑的。而我清楚记得，这条线路上，绝无连续四盏灯同时故障的记录——市政维修App今早还推送过“梧桐街段照明全优”的通报。
我咽了口唾沫，喉间发紧。
这时，车厢广播响了。
没有女声报站，没有电子合成音。只有一段磁带卡顿般的沙哑人声，语速极慢，每个字都像从砂纸上磨出来：“下一站……青……槐……巷……口……”
声音戛然而止。
紧接着，是“滋啦——滋啦——”的电流杂音，持续了整整十三秒。
第十四秒，杂音消失。
广播又响，仍是那句话，但调子变了：更轻，更软，带着一种熟稔的、近乎亲昵的叹息：“……你，到了。”
我浑身一僵。
青槐巷口？17路线路图上，根本没有这一站。它的终点站是“北山陵园东门”。而青槐巷，是三十年前就因塌方封死的老城区死巷，地图软件早已抹去所有坐标，连百度街景都显示“该区域暂无数据”。
我下意识摸向口袋——手机还在。
我掏出它，屏幕亮起，信号格空空如也，但时间显示：00:03。
我点开相册，翻到三分钟前拍的站牌照片。
照片里，站牌清晰，蓝底白字：“17路 末班 23:47”。
我放大，逐字确认。
就在“23:47”右下角，一行极的铅笔字，不知何时多出来的，细如蛛丝，却刺目得令人心悸：
“他没等你上车。”
我手指一抖，手机差点坠地。
我猛地抬头，望向驾驶座。
司机依旧笔直坐着，头也没回。
但这一次，我看见——他后颈衣领下，露出一截皮肤。
那皮肤上，没有痣，没有胎记，只有一道极细的、淡粉色的缝合线，从第七节颈椎凸起处，斜斜向上，没入发际。线头微微翘起，像一只将醒未醒的幼虫。
车，突然减速。
不是靠站，不是红灯，而是毫无征兆地、一点点卸去所有动能，仿佛整辆车正沉入深水。顶灯开始频闪，白光里掺进一丝幽绿，像磷火在血管里游动。
我死死盯住后视镜。
镜中，车厢空荡如初。
可就在那第三排靠窗的空位上，椅面凹陷处，缓缓渗出一点湿痕。
不是水。
是暗红。
它沿着绒布纹理，极慢地漫开，像一滴血在吸水纸上行走，边缘带着毛刺，散发出微弱的、甜腥的暖意。
我后退半步，后背撞上冰凉的车窗。
玻璃外，黑暗已彻底吞没街道。
没有灯，没有楼，没有路标。
只有一片绝对的、吞噬光线的墨。
而就在这墨色中央，两点幽绿，静静浮起——
不是车灯。
是眼睛。
离车窗，不足十厘米。
它们没有眨眼，没有转动，只是凝固在那里，瞳孔深处，映出我惨白的脸，和我左手掌心里，那半张湿透的乘车券。
券面上，邮戳的日期正在融化。
“1987.10.17”变成“1987.10.18”，又变成“1987.10.19”……数字如蜡泪般流淌、重组、加速崩解，最终，所有数字坍缩为一个不断旋转的漩涡，旋涡中心，浮出三个新字：
“你上车了。”
我张嘴，想喊。
没有声音。
我低头，看自己的左手。
那半张乘车券，不知何时，已完全干透。
纸面 crisp 如新，字迹锐利，红章鲜亮。
而我的掌心，干干净净。
没有水痕，没有锈迹，没有一丝潮湿的余温。
只有三道新鲜的、细细的、平行的血线，横亘在虎口之上——
像有人，用最薄的刀片，刚刚划下。
车，停了。
不是靠站，不是熄火。
是彻底静止。
连惯性都消失了。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被抽成了真空。
我听见自己心跳。
咚。
咚。
咚。
第三声，还没落定——
车门，无声滑开。
门外，不是青槐巷口。
是一堵墙。
灰砖垒砌，爬满暗绿苔藓，砖缝里钻出几棵枯死的槐枝。枝头，悬着三朵半开的白花。
花瓣肥厚，泛着蜡质光泽。
每朵花心，都嵌着一枚的、猩红的——
眼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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