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恶行之首，滥杀忠良，如钱士升案、落水案，皆昏聩至极，忠臣陨落过万，震惊四海。
其二，重启东厂、锦衣卫，如狼似虎，残害忠良，恶名昭彰，君视臣如寇仇，此举无异于与下为担
其三，摧毁东林书院，儒学蒙尘，斯文扫地。
其四，构陷士族，掠夺钱粮，莫须有罪，令下敢怒而不敢言。
其五，穷兵黩武，不顾国力，大肆征兵，减免北方税赋，国库空虚，粮仓告急。其六，苛征商税，与民争利，民不聊生。
其七，擅废军户制，违逆祖训，万千将士流离失所，民怨四起，如沸如羹。
其八，妄动清田，士族百年基业毁于一旦，物价飙升，百姓苦不堪言，饿殍遍野。
十月二十日晨，曲阜衍圣公孔胤植之讨伐檄文，在崇祯御笔之下，传遍朝堂内外。
文武百官面面相觑，愁云惨雾，各地藩王纷纷响应，鲁、福、周、秦、蜀等亲王领衔，二十有余，郡王更是数以百计，反旗高擎，声势浩大，前所未樱
朝堂之上，新征之兵，除秦兵外，雄、白杆久未战阵，而藩王蓄谋已久，铁骑滚滚，势不可挡。
朝臣心忧如焚，议论纷纷，朝廷能否平息此乱，未卜先知。
谁将在这场风暴中脱颖而出？
若朝廷倾覆，众臣又将何去何从？
新君能否容人？陛下将如何应对？
疑云密布，皇极殿内，人心惶惶。
“诸卿以为，此八大恶行，当如何处置？”
崇祯一语既出，满朝寂静。他坐于龙椅之上，眼神深邃，似笑非笑，审视着群臣。
崇祯心中暗赞孔胤植之才，以八大罪状比之野猪皮之七大恨，更胜一筹。
然内阁首辅温体仁挺身而出，慷慨陈词：“陛下，此乃反贼之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北旱南疫，朝廷免赋救民，藩王不思报效，反行叛乱，当严惩不贷！”
言毕，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户部尚书陈奇瑜、工部尚书毕懋康等纷纷附议，力挺温体仁。
文渊阁大学士范景文则言辞谨慎，既指新政之弊，又斥藩王之逆，展现其中庸之道，深得崇祯赏识。
群臣见状，纷纷请旨出兵平叛。
崇祯含笑而听，心中却已布下罗地网。他深知此乱乃其精心布局之果，旨在铲除异己，巩固皇权。
“爱卿们所言极是，但孔胤植亦是祸首，何以不闻讨伐之声？”
崇祯话锋一转，语带机锋。群臣愕然，心中疑云更重。
崇祯心中暗喜，此番动乱，正是他铲除异己、巩固皇权的赐良机。
他早已布下棋子，只待时机成熟，便可一举荡平叛乱，重振大明江山。
“此……”
朝堂之上，群臣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温体仁亦缄默不语，避其锋芒。
儒学，士人之魂；衍圣公，儒林之基。千秋万代，衍圣公屹立儒坛之巅，其若倾颓，儒学何以为继？
此其一也。
再者，谁敢冒下之大不韪，訾议衍圣？
恐儒学式微之日，即此人遗臭万年之时。
温、陈诸公，虽不慕虚荣，却珍爱羽毛，名利场中，难觅超脱之辈，圣人境界，遥不可及。
崇祯帝目视群臣，冷笑问道：
“衍圣公食君之禄，享世之荣，非但不思报效，反率众谋反，其罪滔，堪比藩王，何人赞同？何人反对？”
朝臣畏缩，无人应答。崇祯心中暗笑：“尔等皆惧为下士子所不容乎？好，此恶名，朕独担之！”
在崇祯眼中，衍圣公较藩王尤甚，藩王不过大明蠹虫，而衍圣公则是千年蛀虫，历朝吸血，未尝稍歇。
无论江山易主，战火连，孔府安然无恙，尽享荣华。
新君登基，必先献媚孔门，金银田地，爵位加身。
据密报，孔府规模仅次于紫禁城，族人数万，良田万顷，曲阜几成孔家下。
慈景象，崇祯岂能容忍？
崇祯笑靥如花，静待群臣反应，心知无人敢逆其意。
温体仁终是按捺不住，应声而出：
“谨遵陛下圣谕。”
其余官员，见风使舵，纷纷附和。崇祯心中明镜，洞悉群臣心思。
此时，吏部尚书李邦华挺身而出，建言平叛：
“陛下，藩王作乱，民心惶惶，当速发兵平之。”
李邦华孤高清傲，独来独往，然其威望犹在，一语既出，响应者众。
然内阁诸公，尤其是温体仁，深知崇祯意图，故沉默以对。
崇祯轻描淡写，言及边患：
“藩王之乱，自当平息，然建虏侵扰，边军难调。京营新军，尚需磨砺，朕意暂缓。”
实则，崇祯运筹帷幄，东厂、锦衣卫、外务府情报网罗，民心向背，了然于胸。
其纵容藩王之乱，实为安抚百姓，免遭战火涂炭。
新政频出，皆为民计，民心所向，基业稳固。
崇祯深谋远虑，意在彰显皇恩浩荡，令百姓明辨忠奸，知谁为真心庇护之主。
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以定乾坤。
崇祯帝深谋远虑，边军调度慎之又慎，恐降虏趁虚而入，故按兵不动，稳守京畿。
陕西秦王之乱，委以孙传庭平之，原拟亲征，终觉不妥而罢。
藩王四起，如星罗棋布，崇祯非救火之卒，逐一击破非策，乃决意坐镇中枢，以静制动，静待其变，先发制人。
然群臣惶恐，忆京城数度被围之史，人心惶惶。
兵部右侍郎熊文灿，谙熟军情，力陈边军雄厚，可抽精锐五万，以解内忧外患之急。
群臣附和，唯温体仁、陈奇瑜等阁老沉稳如初，洞悉圣意，知陛下胸有成竹，不轻言更张。
朝堂之上，崇祯帝言辞犀利，以瘟病、清田、商税等急务相喻，驳斥急战之请，言京城固若金汤，非轻易可破。
群臣面面相觑，皆感帝之威严与自信。实则，帝忧非城破，而在人心之不稳，恐有内奸作祟。
崇祯帝心念电转，知坚固之城，毁于内乱，遂定计查奸。
熊文灿等见帝意已决，暗自懊悔多言，转而专注于新政之事。
另边厢，福王朱常洵起兵已旬日，大军犹困河南，进展迟缓。
朱常洵心急如焚，催促左良玉加速进军。左良玉，昔日总兵，兵法娴熟，对福王之策了如指掌，表面应承，实则暗中掌控军权，扩张势力。
左良玉之智，非在勇猛，而在狡黠，以平庸之藩王为傀儡，操纵于股掌之间。
福王府侍卫首领，不过纨绔子弟，岂能与之相提并论？
左良玉之计，正是借势而起，逐步蚕食，以待时机成熟，图谋更大之业。
如此，大明内外，暗流涌动，崇祯帝与诸藩王、群臣之间，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悄然展开。
朱常洵深谙大义，毅然决然行那“舍亲立贤”之举，将前总兵左良玉扶摇直上，委以重任，且深信不疑。
“殿下，我军精锐唯骑兵三千余众，余皆步卒，步履维艰，加之辎重累累，犹如背负山岳，更需慎防四野之敌窥伺。
疾行则阵脚易乱，安营扎寨难安，故当稳扎稳打，勿使急躁。
然依末将之谋，至多至十一月中旬，京师必现我军之影。”
左良玉言辞间，虚实相间，步军迟缓固有其理，然亦不乏疾行之能，日行六十里，非不可及。
谈及兵力，虽仅万六之众，然辎重之繁，堪比大军。
民壮之众，竟有四千余，足见朱常洵此番起事，志在必得，王府珍宝，几欲倾巢而出。
此非单纯贪恋财物，实乃深谋远虑，知成则王侯败则寇，所携之物，皆为日后图谋之基。
然可笑者，朱常洵个人行囊，竟独占三十车之巨，真乃“行囊满盈，难掩雄心”之写照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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