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远在日本的我妈方真真，已经听了崔大有在市政府招待所开长包房的消息，也听了陈闵明退房的消息。
但她听到的零散的消息只能拼凑出事实的一半，没人告诉她内情是什么。方真真只是以为，这是他们合伙的生意做大了，而陈闵明的生意更成功得已经扩张到了上海。似乎在招待所里，别的阿姨舅舅们也以为是这么回事。可不是么，如果生意没做得更大怎么会搬到更为更大的读书上海呢？大家以为，陈闵明这次真的是广阔地大有可为了。
大家的这种误解，却让无辜的红阿姨成为了被可怜的对象：你看，人家福建老板去上海做码头大老板了，又怎么会再要咱们这边一个普通的招待所主管呢？我想，红阿姨一定是度过了一段最难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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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刚开完不久，春就转眼间到来。黄色的迎春花挂满枝头的时候，在煎鸡蛋、牛奶、以及高乐高的加持下，我的个头迅速变高，所有的裤子都变短了；现在我的个子已经快比赵泽明高了，我们站在一起，丝毫看不出他比我大了近一岁；而幼儿园里的洋洋姐还是高我半头，那恐怕得益于管师傅给她做的各种加餐——中午总会有招待所的阿姨，将水煮大虾之类的加餐送到市政府幼儿园，有时我也能沾光吃到一些。
幼儿园中班的最后一年，我的日子过得无聊且有点紧张。无聊是因为除了去幼儿园，和周末看我爸边听交响乐边干活，我的生活没有任何额外精彩的安排。北戴河洗海澡就不要想了，周末去儿童乐园的次数也屈指可数。紧张是因为快要上学了，朋友们都学生就是大孩子了，有作业要写，写不完不能睡觉。这种法让我先对上学产生了恐惧不安的情绪。
无聊之中也不是没事可做。有段时间，每晚上和每个周末，我和我爸都叽哩哇啦地背五十音图，学日语。我学得特别起劲，一想到学好日语就能跟我爸去日本找我妈，整个人就能量无穷。一想到有人曾过日本学生不写作业，我学起日语来更觉双倍的力量无穷。
一次去奶奶家吃饭，爷爷听了我爸的想法，怒斥：“瞎胡闹，真真已经放下好好的铁饭碗跑过去吃苦了，怎么你也要把铁饭碗丢掉？”
我爸把同样的想法告诉了姥姥和姥爷，姥爷则：“也不是不行，但要找准机会，你们两口自己商量吧。”
在去不去日本的假设上薛定谔般摇摆徘徊，我在无聊与期待并存的生活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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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春，我的一次淘气硬生生地让家里人吓坏了，以至于促使他们给我改了出生日期，以便让我提前一年进入学，好被老师和作业约束着别再闯祸。那一年我6岁，按照燕东的7岁入学年龄，我本可以再在幼儿园大班逍遥快活一年。
那时，平日下幼儿园，都由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接我回家。
因为每走那条回家的路我太过熟悉，终于在有一吃完午饭，朋友们和幼儿园阿姨都午睡的时候，我悄悄溜出了市政府幼儿园的大门，然后沿着往常回家那条路走回了奶奶家。我上了楼梯走到奶奶家门口，敲门，没人，奶奶和爷爷应该是跟姥姥姥爷，和那帮老头老太太在花园山五号门门口乘凉去了。
我就坐在奶奶家门口的水泥楼梯上，一边坐着等爷爷奶奶回来，一边用手支着下巴，抬头看我爷爷在顶楼楼梯上方的空地搭出的杂物棚。
大概过了不知多久，奶奶终于回家了，爷爷估计还在外面听二人转乘凉。当奶奶走上楼梯从裤兜里掏出穿绳的钥匙的时候，看到了坐在台阶上的我。奶奶被我吓了一大跳，人都差点站不稳，钥匙从她手中滑落，幸好有穿绳拴在裤腰带上不至于落地，奶奶则用手扶着墙，想办法倒了口气，缓了好一会儿，才问到：“咋回事？你是咋回来的？”
我淡定的回答：“我走回来的。热。”
奶奶的心脏病差点没让我吓出来，她赶紧开门把我拽进屋，然后用电话拨给我爸办公室。
幼儿园那边，我们中一班的阿姨早就把眼睛哭得核桃一般。晴霹雳啊，一觉醒来发现少了个朋友，而且全幼儿园从园长到所有阿姨再到保安找了个遍，愣是找不到我的踪影！一个孩子凭空消失了？！要是这个孩儿有任何闪失，所有人就都别干了！
从幼儿园这次盲目的出走，促使大人们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赶紧把这孩子送进学，让更严厉的学老师和更繁重的作业管住她！于是，家里人迅速想办法找人花钱去街道派出所改了我的出生日期，以便让我当年就能入学。
我快乐的幼儿园生涯，就因为自己的这一次无脑出走，而可惜地提前一年结束了。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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