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假之年，而除其害。’
此楚成王言晋文公，记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文，十九年流亡、九年在位，城濮一战而霸。
春秋之霸主，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夫差、勾践。此六人者，以齐桓、晋文为上，因其能兴王事而合诸侯，楚庄、秦穆次之，因其威慑诸侯，横行一时，夫差、勾践再次之。
霸主之功业，因其时而有殊同，因其域而有难易，此齐桓、晋文声名显赫于余者之处，亦楚庄、秦穆不可得之由也。
晋文之功业已不必再赘述，道义加于身，威德行与下，诸侯莫能与之争，霸业传于后世。
今人观古，一仰前人之功绩，再明往来之得失，后悟浮世之因果，能知人、知事。
余观晋文，十九年流亡，五年称霸，九年治国，可细细之也。
晋文流亡十九年，存其身而行其道，入而得晋国，一在诸侯相助，二得群臣用命，三则聪慧敏达，四有狄女、齐女良善。
诸侯相助，谓之礼，失之则致乱，得之则正道。
群臣用命，谓之志，为君则谋国，为己则进身。
舍家远国，辗转数地，其艰难险阻，非寥寥数语，几页史册，所能尽述。
神，每过一日必增忧思；体，每转一地必多辛劳。
如此，以十九年之久，情不免淫逸，志不免衰微，困于安居之所，陷于轻奢之享。
所谓万事之行，皆在时、地利、人和之郑时不可待，地利不可求，惟其人和，最为可用。
诸侯、群臣、狄女、齐女，或为名、或为利、或在礼、或在忠，皆赖文公之名，图其入也。
虽已如此，人和犹在外也。
诸事之要系，归于为君者，其通达则有为，乃至于兴；闭塞则疲弱，终至溃亡。
献公薨逝，骊姬、里克生乱，欲拥立文公，时家国不平而乱未消，君位虽贵，安危置于他人之手，此智者所不取也。
离狄至齐，苦难加于身，安逸在怀，如此五年，齐女、赵衰、狐偃合谋，一醉轻车。文公虽怒，言杀子犯，然势不由己，当知其轻重，群臣用命，不可使其伤也。
楚、秦相助，待之甚厚，以诸侯礼遇，故亦报之以诸侯。虽未入，不以身卑其志，不以位轻其言，许三舍之诺，结秦晋之姻。
文公其人，才不及偃，智不及衰，兵不及犨，气节不及介子。入而得晋国，因其临危而有断，处变而犹知轻重，得势而不困于私情。
故为君者，当知安危、分轻重、性豁达，如此，纵流亡十九年，亦有时也。
既已入，身在其位，所求者无非图强。
内，治其国而安其民，外，扬其志而成其道。
首在正名，次在用人。
封赏从者、尊王平乱、攻原守信、伐曹救宋，此全为君之信义，奉有道而伐无道，皆正名也。
凡为大事者，不可不虑声名也。因四方之人，皆先闻名而后论利，一人信而百人从，百人用而万人顺，或为礼，或为利，或以身事君，或以弱从强，故得名则得人，得人则得力，得力则事可为也。
文公欲强健其力，必用晋人，如亲近者，犹五贤士也。
君者，威权也，以亲近者聚其势，封亲近者固其权，用亲近者治其国。
既用亲近，亦当服众，一为求贤，二为聚力。
内强其力，外合诸侯，以道义立，以兵事霸，齐桓如此，晋文亦如此。
齐桓以人兴国，亦因失人而败亡。实人力不可久也，私欲不可纵也。
晋文立三军，设六卿，分将佐，此图强之法。
凡圣君在世，善用人，一在其德，德不亡则人不失；二在其术，恩威在怀，自有施度；三在其法，以制御人，更替不衰。
然其症结所在，君强，则六卿为辅，国亦强；君弱，则六卿为权，国犹强也。累及数代，一国一脉之君，必多庸弱，卿族之士，必有贤能。赖先君之遗德，以庸弱御贤能，庸弱则有失，贤能则有得，得失之间，君臣颠倒，兴衰交替。
圣君以制御国，合于一时，高明超然，后人庸弱，才不能御国，智不能御人，则家国必败亡也。
因万事之要，皆在人也。人有代殊，国亦有别。以不变治有变，则变无穷也；以变治不变，则变有数也。
晋文成霸业，贵在知人。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以此知人、知世，方能用人、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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