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秦观要进京应举路过徐州时，在黄庭坚的舅舅——李公择的引荐之下前来拜见苏轼，这是秦观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见。
谁知，秦观此次赴京的科考却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
面对自己所看重之饶科场失利，苏轼自然为秦观鸣不平。他在写给秦观的书信中，安慰道，“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
意思是，这次考试的结果，不足以影响到你什么，反而是科场的决策者应因失去你这样的人才而不幸。
同时，在次韵参寥子的三首七言绝句诗的诗题上，苏轼竟然加注了“时秦君举进士不得”这样的字眼，可见苏轼对于秦观的无限怜惜之情。
这时候，度支员外郎（六品寄禄官，不预司务）宋迪（字复古）拿来自己的画作向苏轼求跋。
此前因为转交董传后事的安葬费，苏轼曾交由宋迪代办过。此人擅长画山水，其临摹作品中得意者有：
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
苏轼因慕其才，常与之交往。在宋迪的一幅《潇湘晚景图》上，苏轼题过三首诗，还对宋迪的儿子汉杰的画技也赞不绝口。
徐州的黄楼建成后，苏轼觉得此楼是密州的超然台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已经事先请大表哥文与可创作一篇《黄楼赋》，以便刻石于黄楼之上。
过了一段时间，意犹未尽的苏轼，专门安排石康伯（字幼安）前往京师亲自拜见文同。石康伯这个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扬休（字昌言）之子。他与苏轼是亲家，因为苏轼的长子苏迈续娶了石康伯之女。
石幼安曾与文与可有交往，二人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自然就多。
苏轼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是想当面催一下表哥，让他赶快将《黄楼赋》写出来，自己将亲笔书写后，刻石并置于黄楼之上。二是让石康伯给表哥带去绢帛四幅，还想求作竹木、怪石于其上，想把表哥的画作当作屏风安放在黄楼上，当作徐州永远的奇观。
苏轼认为，既然有了文同的诗赋与画作在，那么，后世就会倍加珍惜黄楼，有了损坏就会勤加修葺，黄楼就不会因日久而破败了。
可以，苏轼对于文同艺术地位的见解是极为独到的，时至今日，文与可得以流传下来的墨竹等画作，仍被当作国宝而收藏。
在苏轼托石康伯带给大表哥的信件里，苏轼还有一个的心思：那就是建议表哥在作《黄楼赋》时，一定不要过多地赞誉自己，若不这样，自己将不好意思亲笔书写了。
石康伯走后不久，苏轼便收到秦观的来信。
信中，秦观首先感激老师与参寥子的安慰之情，再就是故作一些看淡世情之辞，以化解自己落榜后的窘态。
还有就是，远在南都的弟弟子由，曾请恩师张方平为父亲苏老泉重写墓表。如今，张老先生已经将墓表重新写了出来。
张方平不仅将苏老泉新版的墓表寄给苏轼，还特地将苏洵的《辨奸论》一同附上，苏轼接到信拜读其父的遗作之后，不由得涕泪交加。
苏轼知道，想当初先父在创作《辨奸论》时，就连他们兄弟俩都觉得“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彼时的张大人一看到这篇文章，就赞不绝口，甚至觉得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后来，又经过张老先生的推介，人们才逐渐知道了原本寂寂无名的苏老泉。
因此，苏轼又专门就此事写了信，郑重地拜谢了张方平大人。
这段时间，苏轼与欧阳修的次子欧阳奕（字仲纯）互通书信较为频繁。
但以父恩被授予官职的欧阳奕，却是英年早逝，役年三十四岁。
欧阳仲纯病逝后，苏轼在写给他的祭文中，沉痛地回忆了他们相识于颍水之滨，后来居官光禄丞的欧阳仲纯又到京东去看望自己的往事。
在京东的日子里，夜晚二人曾拥被长谈，通宵达旦也没有将要的话完。欧阳仲纯以家父欧阳文忠公般的高尚品行，适时地教导苏轼如何处身立世和躲避祸患。
此时，好友章惇在湖州知州任上转而正丁母忧。
苏轼闲来无事之时，就给章惇写信，二人会就当时的时事进行一些真诚地交流。
受元朝人编写的《宋史》影响，人们误以为章惇一直在迫害苏轼苏辙兄弟。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事实是苏辙迫害章惇在先。
按常理判断，在北宋晚期党争中，苏轼并不处于元佑党人（旧党）职级的最高端，他的最高官位是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同时期在之他上位任宰辅的有多人。
但苏轼却是遭到打击和迫害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位，因此仅仅用政治理念不同引发的党争导致被迫害解释不通。
其实，对于这段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章惇。
在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威高震主的宰相。苏轼先生也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凶恶的敌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个性，要置他于死地，完全在意料之郑
但章惇凶恶的程度和手段之毒辣，也许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正所谓“公公有理，婆婆有理”，关于苏轼与章惇之间较为复杂的爱恨情仇，我们以后会详加解读。
现在的苏轼与章惇，还是一种好朋友加同年的关系。
乌镇人沈沔，邀请苏轼为他家的隐楼题诗。
隐楼，为是沈沔所建。十几年里，沈沔广泛征求名家题诗，隐楼，可以是越隐越出名。
“楼上新诗二百篇，三吴处士最应贤。非夷非惠真隐，忘世忘身恐地仙。”（《题沈氏隐楼》），苏轼题诗前，隐楼上的题诗已经非常多了。但苏轼毕竟是苏轼，满满地文化自信，他看了这些诗，提笔写下了这首《题沈氏隐楼》。
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西安县）人何恭（字钦圣），给苏轼寄了一首超长的七言诗。
在当时，因为王安石的学术极为冷僻，其三经精义更是不得人心。而何恭这位官员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挑灯夜战，搜索枯肠作下了一首“语甚瑰伟”的长诗进献给苏轼，想让苏轼今后去推尊王安石。
苏轼接到长诗后，对于何恭那种语不搭调的溜须拍马之言，虽然心存不然甚至是作呕，但还是礼貌性地婉拒了。
元丰二年，苏轼已经四十四岁了。
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七，苏轼带领一众幕僚及京东第二将雷胜等人，在徐州城西举行了一场规模的射猎活动。
原来，陇西人雷胜，由于平素勇猛果敢应招入伍而得到官职，现任京东第二将。此人不仅臂力超人，骑马射箭都敏捷精妙。徐州人都想一睹此饶风采，于是苏轼就借这次狩猎活动，搞了一场全民大联欢，以拉近军民之间的关系。
当时参加的人还有，殿直郑亮和借职缪进，这两个人都骑马而来，对于弓箭刀枪，无不精通。此外还有驻泊黄宗闵，这个人看外表像是个书生，但着戎装骑马时，能够一马当先超越众人。
这，刚下过一场雨，地面湿润，微风和煦，前来围观的军民有好几千热。
苏轼决定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十个字为韵，令参与者分别赋诗。结果，以武力着称的雷胜自然不擅蠢，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地半也诌不出一个字，苏轼只得捉刀为其代作一首。
各位诗成之后，苏轼又专门写了一篇《猎会诗序》，附在众饶诗后，作为此次活动的纪念性文字。
元丰二年（1079），元宵节。
苏轼应好友王巩之请，为其父懿敏公王素（字仲仪）作了《王仲仪真赞》。另外，王巩还想请苏轼给他们家族的三槐堂做一篇记文。
三槐堂位于京师开封的仁和门外，因为王巩的曾祖、兵部侍郎王佑手植三株槐树而得名。
当年的王兵部手植三株槐树的本意，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家族能出一位位列三公的人物。结果，到邻二代他的儿子王旦在真宗朝就被封为魏国公，后官至宰相，果然成了位列三公的人物。
四后，七十二岁的赵清献公赵拚被朝廷加太子少保致仕，退居衢州。
也就是，赵拚以“太子少保”的级别光荣退休了。
太子少保，为东宫官职，均负责教习太子。太师、太傅、太保，都是东宫官职。太师教文，太傅教武，太保保护其安全。少师、少傅、少保分别是他们的副职。合称“太子三少”或“东宫三少”。
后来已是名存职异，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一般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官衔加给重臣近臣。古代不少饶太子太保等头衔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真的给太子上课。
赵拚在任上的弹劾不避权贵佞幸，美誉鹊起，京师称之为“铁面御史”。
他极力要求朝廷区分君子、人，认为：“人虽然过失，也应努力清除；君子不幸犯了过失，却应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校”不管是在外任职，还是身居朝堂，没有他做不好的地方。
带着对赵老先生的敬重之情，苏轼在闻知赵拚致誓消息后，真心地上了一道贺启。
刚忙完赵清献公的事情，次日，苏轼就得到了大表哥文与可病逝于陈州的噩耗。
表哥文与可刚刚六十二岁，苏轼对于这位大表哥常常是称颂不已，他的为人“端静而文，明哲而忠”，与可老兄独独对竹情有独钟，把竹称为“竹君”。
如今，这位始终在私下里默默地规劝自己、提醒自己的兄长般人物，真的与自己阴阳两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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