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颍川，泥土的气息混合着新生草木的清香，官道两旁的垂柳已抽出嫩绿的细芽。一队并不张扬却护卫精良的车驾，正行驶在通往颍川郡治所阳翟的路上。车驾内，司马炎换下监国的冕服，穿着一身素雅的儒生常服，望着窗外这片被誉为“下之直的沃土，心中思绪翻涌。
颍川，自汉末以来便是名士辈出、文风鼎盛之地，荀氏、陈氏、钟氏等世家大族在此盘根错节，其影响力不仅限于一郡一州，更辐射整个士林。修订新律的草案已经下发讨论，司马炎深知，任何涉及根本制度的改革，若无这些掌握着文化话语权和大量地方资源的士族支持，必将举步维艰。他此行，并非以监国之尊巡视，而是要以学子之礼，“请教”于这些清流领袖。
第一站，他便来到了荀氏府邸。荀氏自荀淑以来，八龙驰誉，荀彧、荀攸更是辅佐曹操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虽至此时声势稍不如前，但余威犹在，门生故吏遍布朝野。
接待他的是如今荀氏的族长，一位年过花甲、须发皆白却精神矍铄的老者荀顗（历史上为荀彧之子）。厅堂古朴，书香弥漫。
“晚生司马炎，久闻颍川荀氏家学渊源，特来请教，冒昧之处，还望荀公海涵。”司马炎执礼甚恭，态度诚恳，全然不见监国的威仪。
荀顗目光深邃，打量着这位年轻的监国。减免赋税、修订律法，这些举措他自然知晓，此刻见其人不骄不躁，以礼而来，心中先有了几分好福“监国折煞老朽了。监国日理万机，能亲临寒舍，乃荀氏之幸。不知监国欲垂询何事？”
司马炎并未直接提及律法，而是从经义谈起。“晚生近日读《春秋》，见礼崩乐坏，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深感治国之道，礼法并重。然法若过于繁苛，则民不堪命；若过于宽纵，则奸宄横校不知荀公以为，当今之世，立法之要，当在何处？”
他将问题抛给了精通儒学的荀顗。荀顗捻须沉吟片刻，缓缓道：“监国所问，切中要害。老夫以为，立法之要，首在‘中正’。过犹不及。法需如权衡，量物之轻重；如绳墨，辨曲之曲直。其条文需简明，使民易知；其执行需公正，使民信服。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然其后世皆赖其法度。可见，法非为虐民，实为安民。”
“荀公高见！”司马炎适时赞叹，“晚生亦作如是想。故而命杜元凯主持，重订律法，意在去除前代繁苛，务求简明公正。然，律法之行，不仅赖于朝廷，更需士林君子共维之。颍川士族，向为下楷模，若得诸位贤达认可并倡导，则新律推行，必能事半功倍，真正惠及黎庶。”
他巧妙地将修订律法的目的与士族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并给予了颍川士族极高的道德期许和地位。
荀顗眼中闪过一丝了然，这位监国，不仅有心，更有手段。他微微颔首：“监国心系下，欲立万世之法，此乃社稷之福。我颍川士人，读圣贤书，自当明晓大义。若新律果真如监国所言，去苛从简，秉持中正，老朽虽不才，亦愿与乡里贤达，共襄此举。”
离开荀氏，司马炎又依次拜访了陈氏、钟氏等家族。在每一家，他都保持着谦逊的姿态，不谈权术，只论经义与治国理念，倾听这些世家宿老的意见，并对他们提出的关于新律细节、地方教化等建议表示重视。
数日的拜访，司马炎收获颇丰。他不仅初步赢得了这些清流领袖对新律改革道义上的支持，更与他们探讨了在地方兴办官学、推广教化的事宜。他提出，可由朝廷资助，在颍川等地设立官学，聘请名儒讲学，选拔寒门俊才入学，将文化教育的推广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
这一提议，深深打动了这些以诗书传家为荣的士族。既能弘扬儒学，又能为国家培养人才，还能提升本地文教声望，可谓一举多得。虽然其中也隐含了朝廷借此渗透影响力、与世家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意图，但在司马炎诚恳的态度和“共襄盛举”的包装下，反对的声音被降到了最低。
当司马炎的车驾离开颍川时，阳翟城外，以荀顗为首的众多士族名流相送，态度比迎接时更为真挚。
“监国仁德睿智，虚怀若谷，实乃下之望。”荀顗代表众人道，“我颍川士林，必当竭诚拥护监国新政，使德化流行，法令清明。”
马车内，司马炎靠在软垫上，长舒了一口气。此行，他不仅为即将推行的新律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舆论支持，更与颍川士族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为未来更深层次的改革（比如那个还在“潜藏”的推恩令构想）埋下了伏笔。
“下棋，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棋子啊。”他低声自语，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这盘名为“下”的大棋，他正一步步地，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落下自己的棋子。而赢得颍川士族的支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步棋，走得稳，走得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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