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太学“三问”引发的思潮风暴，如同夏末的疾风，迅速席卷了京畿，其涟漪也很快传到了西京洛阳。
在洛阳尊贤坊北的独乐园中，书局内依旧安静，唯有书页翻动与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司马光正埋首于《资治通鉴》的浩瀚文稿之间，眉宇紧锁，全神贯注。然而，这份宁静被一位从汴京来访的门生打破了。
门生带来了抄录的三份题纸，以及关于太学内部激烈辩论的详细描述。
起初，司马光只是平静地听着，如同听闻一则寻常的学界逸闻。但当听到第三个问题，尤其是对方竟以“是否辜负了司马公的苦心”来质询太学生时，他的神色骤然一变。
他放下手中的笔，接过题纸，仔细地、一字一句地重新阅读。他的脸色从平静转为凝重，又从凝重化为一种深沉的愠怒。那并非暴怒，而是一种道统被曲解、心血被利用的痛心与凛然。
“好手段……真是好手段。”他低声自语，指尖在“《资治通鉴》……考当今之得失……解决之术”等字句上重重划过，“以我之矛，攻我之盾。将‘资治’偷换为‘术数’，将‘明道’扭曲为‘功利’。此乃断章取义，其心可诛！”
他屏退门生，独自在书局中踱步。窗外竹影婆娑，但他的内心却波澜汹涌。他意识到，这绝非普通的学子诘难，而是一场有预谋、高水平的意识形态攻势，意在瓦解旧学根基，为激进的“变法”张目。
司马光没有立刻回应。他沉默了整整两日。
这两日，他依旧校勘书稿，但神情比往日更加沉郁。他在思考，如何反击才能直击要害，廓清迷雾，而非陷入对方设定的“实务与否”的缠斗。
他深知，对方的问题极其刁钻，若只简单强调“经义重要”，会显得空洞，落入下乘。必须将辩论提升到“道”与“术”、“本”与“末”的哲学高度，重新定义“资治”的真意，并揭露对方逻辑中潜藏的危险。
第三日清晨，他于独乐园凉亭中，铺开宣纸，研墨挥毫。他不是在写一篇辩论文章，而是在注输自己的心血，扞卫毕生秉持的道统。文章标题沉静而有力：
《正〈资治〉本义示诸生》
开篇，他并未直接驳斥，而是先肯定对方的部分合理性：
“近闻太学赢经义实务’之辩，诸生关切时政，志在经世，此心可嘉。实务之重，光亦深知，岂有不通庶务而能匡扶下者？”
先予肯定，显大家气度，避免显得迂腐顽固。
随即，笔锋一转，直指核心谬误：
“然，所惑者，在于将‘通晓经义’与‘处理实务’截然对立，更将《资治通鉴》宏旨，浅解为‘提供解决当今得失之术’，此乃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矣！”
定性清晰，指出对方犯了根本性的理解错误。
接着，他阐述《资治通鉴》的真正核心：
“《资治》之‘资’，非‘供给’术略之谓，乃‘藉助’明鉴之谓也。其书所重，在于‘明得失’——使后人知何为‘得’（行仁政、得民心），何为‘失’（纵私欲、失道）。”
“若不明此根本大义，徒求‘术’之精巧，则如匠人持利斧而无绳墨，不仅不能成室，反恐伤其手。
商鞅、桑弘羊，岂无‘术’耶？然其‘术’悖于仁道，终致秦速亡、汉室怨罚此即《通鉴》欲昭示之最大‘得失’！”
他以《通鉴》中的具体史实为例，论证“道”重于“术”，无道之术，其祸更烈。
最后，他发出雷霆般的反问，将难题抛回给对方：
“故，今之问者，尔所言‘设计税法、明晰律条’之‘术’，其灵魂何在？是为充盈国库以逞君王之欲，均平贫富以安万民之心耶？
若为前者，纵赢术’万千，不过助纣为虐之霸术；若为后者，则需先明‘均平’之大道，而非汲汲于‘术’之本身！”
“尔等割裂‘道’‘术’，空谈‘解决’，试问：无道之术，与屠龙之技何异？纵能‘解决’一时一事，然于国家长治久安，是福是祸？”
文章写完，司马光掷笔，长吁一口气。这不是意气之争，而是道统之争。
司马光没有亲自去汴京，那不符合他的身份和处事风格。他唤来了他最信赖、也是学问最扎实的弟子之一——范祖禹（字淳甫）。
范祖禹此时正追随司马光在书局编修《通鉴》，以其沉静刚毅、学养深厚着称。
“淳甫，”司马光将文章递给他，“携此文赴汴京，不必投书报邸，径直去太学，将其张贴于明伦堂前。
若有人问起，便言是洛阳士子有感于近日之辩，所作的一家之言，供诸生参详批驳。”
“弟子明白。”范祖禹郑重接过文章。他深知此文分量，这不仅是师门的回应，更是对当下那股激进思潮的正面阻击。
数日后，范祖禹抵达汴京，依言将文章悄然贴出。
《正〈资治〉本义示诸生》一出，如同在沸腾的油锅中滴入冷水，瞬间在太学引发了新一轮、更深层次的思想地震。
支持司马光的学子们如获至宝，奔走相告：“司马公真乃砥柱中流！一语道破玄机！”
“我就嘛，那三问看似有理，实则包藏祸心，欲使我等舍本逐末！”
而支持变法或陷入迷茫的学子，则再次陷入激烈的思考：“司马公所言‘道’之重要，确然在理……然则，空赢道’，无‘术’以行之，道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无道之术’确是祸害，但‘无术之道’又如何落地？”
辩论并未停息，反而因为司马光的介入，从“是否要实务”的层面，彻底升华到了“‘道’与‘术’究竟该如何结合”的哲学思辨高度。
这场由皇帝匿名挑起的“太学三问”，终于引来了它最重量级的对手。
司马光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凛然的气度，成功地将辩论拉回自己擅长的“义理”战场，并为所有反对激进变法的人，提供了一面坚实的思想旗帜。
汴京的思想交锋，自此进入了真正的高手对决阶段。而年轻的皇帝赵顼，在深宫之中收到李宪的密报时，也必将意识到，他面对的旧党领袖，绝非易与之辈。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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