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绛浑身一震，如同醍醐灌顶！陛下这番话，看似随意，实则机深藏！
他瞬间明白了奏疏被“留直的真正原因——陛下不是对“以卒为役”的方案不满意，而是觉得这个方案的政治格局还不够大，不够圆满！
陛下是要借这次“利国利民”的机会，进一步“重用”宗室，把更多在京的亲王郡公“送”出去，既解决了他们的安置问题，更能为皇室博取巨大的声望！
“臣……臣明白了！臣必当殚精竭虑，为陛下分忧！”
韩绛深深叩首，退出了后阁。他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心中却一片雪亮。
韩绛回到政事堂时，韩琦、文彦博、曾公亮、吕公弼几人仍在等候消息。见韩绛面色凝重中带着一丝豁然，众人皆知有变。
“陛下召见，所为何事？”曾公亮急切问道。
韩绛深吸一口气，没有直接转述皇帝的原话，那太过露骨。而是以一种深受启发的姿态，对众人道：
“诸位相公，方才面圣，陛下虽未明言，然心于我等前议之章程，似觉未尽善焉。”
众人神色一肃：“哦？计相有何高见？”
韩绛缓缓道：“我反复思量陛下‘利国利民’之训，忽有所悟。我等前议，着眼于‘事’之成，可谓尽善。然，或未臻于‘势’之妙。”
他看向韩琦和文彦博，这两位政治经验最丰富的老臣，语气诚恳地请教：
“韩相、文枢相，陛下常以‘与士大夫共治下’为念。
然，这下，终归是赵家的下。如今岐王殿下远赴广西，宣教化于边陲，下称颂，皆言陛下圣明，宗室贤能。此乃江山社稷之福啊！”
他顿了顿，观察着二饶反应，见韩琦眼中精光一闪，文彦博也抚须沉吟，便知他们已品出些味道，于是继续道：
“灵渠之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若成，则万民受益，史册流芳。
慈不朽盛事，光耀门楣之功，若仅由我辈外臣操持，而潢贵擘陛下之至亲皆安居京师，坐享其成……
窃以为，非但不足以彰显陛下‘一体同仁、励精图治’之圣心，亦恐下人疑我赵家宗亲，徒享尊荣，不与国同休戚也！”
这番话，站在了“巩固赵宋皇权、彰显家恩德”的绝对制高点上，其潜在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刹那间，政事堂内一片寂静！韩琦、文彦博、曾公亮、吕公弼何人？皆是历经宦海、洞察世情的顶尖人物。韩绛这点机锋，他们瞬间便已透彻！
文彦博第一个反应过来，拊掌轻叹：
“计相一言，惊醒梦中人！老夫愚钝，竟未思及此！确是此理！
陛下圣心，乃欲使‘家’与‘国事’更紧密相连，使下百姓知，陛下励精图治，非独倚仗外臣，宗室亲王，亦在为国分忧！此乃深谋远虑啊！”
韩琦缓缓点头，脸上露出了了然于胸的神情，接口道：
“如此，前议章程，确需增补。可在‘遴选提举官’之上，再设一‘名誉总摄’或‘宣慰督导’之职，务必由一位尊隆贤明、堪为表率的宗室亲王出任。
使其代表家，坐镇督导，以彰重视。具体的工程庶务，仍由能干之提举官执校如此，则名实兼顾，两全其美。”
曾公亮立即心领神会：
“妙极！譬如，可奏请以陛下某位德高望重的皇叔（如北海郡王赵允弼）或皇弟（如嘉王赵頵），总摄广南诸路水利屯田事宜。
实则，王爷只需在桂林或广州设一行辕，接受地方官谒见，代表官家巡视一下灵渠工地，以示关怀。具体工役、钱粮、人事，仍由我等选派的提举官全权处理。”
吕公弼也彻底明白过来，这是要将“宗室外放”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化和制度化，他补充道：
“此议大善！不仅灵渠一处，福建、广南东路，但凡有大工，皆可依此例，请一位宗室尊者‘总摄’。
如此，既成全了陛下圣意，使宗室为国效力，博取名声，又确保实权仍在我士大夫之手，工程不至掣肘。”
思路一经点破，几位顶尖智者立刻将方案完善得衣无缝。一份新的、补充后的奏疏迅速形成，核心增加了一条：
“臣等再四思忖，以为灵渠乃至闽广开发，功在千秋，为显朝廷重视，并彰陛下励精图治、一体同仁之圣意。
伏请陛下于宗室中，遴选贤能尊长者一人，授以‘宣慰广南（或福建）诸路水利屯田大使’之荣衔，俾其代表家，总摄督导，以壮声势而收民心。
至于工程具体事宜，仍委能干之提举官专责，则名实兼得，圣德广被。”
这份新奏疏，将“进一步外放宗室”的意图，包装成了“彰显恩、激励宗室”的盛事，完全契合了赵顼的暗示，也符合士大夫集团“务实操作”的根本利益。
熙宁二年五月初的一次大朝会，紫宸殿内的气氛庄重而暗含波澜。
此前，由参知政事曾公亮领衔，宰相韩琦、枢密使文彦博、三司使韩绛、枢密副使吕公弼联署的《奏为详议兴修灵渠等事增补章程疏》，已然通过正规渠道呈递御前，并在范围内引发了热议。
今日，便是将此议端上台面，付诸公议之时。
奏疏由曾公亮亲自宣读。其核心内容，在原先“以裁汰兵卒兴修灵渠”的务实方案上，增加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伏请陛下圣断，于灵渠工程，特设‘灵渠水利工程宣慰大使’一员，务必遴选宗室中尊隆贤明、堪为表率之亲王担任，代表家，总摄督导，以壮声势而收民心。
至于工程具体庶务，仍委能干之提举官专责。如此，则名实兼得，圣德广被，亦使下知陛下励精图治，宗室与国同休之心。”
奏疏读完，殿内一片肃静，旋即响起低沉的议论声。这提议，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暗藏玄机，将“宗室外放”这件敏感之事，包装成了“为国争光”的盛举。
端坐御榻的赵顼，并未如往常般立即表态。
他眉头微蹙，目光扫过丹陛下的群臣，脸上露出极为复杂的神情，混合着沉思、不忍与些许为难。
他沉默了片刻，方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刻意压抑的沉重：
“曾卿所奏，增补之议……诸位相公皆老成谋国，用心良苦，朕心甚慰。然……”
他话锋一转，语气充满了“人情味”的顾虑，
“前番岐王（赵颢）奉旨宣慰广南，兴学布教，朕每思其远赴烟瘴之地，心实难安。
今灵渠工程，艰苦尤甚，若再遣宗室亲王……朕之骨肉，何其忍心令其屡蹈艰辛？此事关乎家亲情，非比寻常，朕……需得仔细思量。”
皇帝这番表态，姿态放得极低，将自己置于一个珍视亲情、体恤兄弟的“仁君”位置，将难题巧妙地抛回给了群臣。
然而，这正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环。皇帝的表态，等于发出了一个需要“公论”来推动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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