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坛巨擘的日常剪影
一九二四年春末的一个午后，北京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院内，一位留着浓黑一字胡的中年人正伏案疾书。钢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墨迹未干的字迹如刀刻般有力。这便是周树人，或者，我们更熟悉的名字——鲁迅。
门外传来窸窣脚步声，接着是轻轻的叩门声。“先生，有客来访。”女工阿三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
鲁迅放下笔，起身开门。来者是刚成立不久的语丝社的几位年轻同仁，带着刚印好的刊物和新写的稿子前来讨教。鲁迅微微颔首，招呼众人进屋。房间不大，四壁图书环立，中间一方书桌，几把椅子，来访者多了便只得坐在床沿。
“豫才兄，新一期上有张定璜的文章，言辞颇为激烈，怕是又要惹出些风波了。”钱玄同推了推眼镜，将刊物摊在桌上。
鲁迅拿起刊物，眼睛微微眯起，嘴角却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文章如刀，不锋利何以斩断蒙昧？只是这刀刃须对准该斩之处，莫要误伤了旁人。”
这便是鲁迅先生的日常——半是文人雅士，半是革命斗士，常在严肃中藏着几分幽默，在冷峻中含着些许温情。
二、绍兴师爷的蜕变之路
鲁迅的成长史，堪称一部“叛逆史”。1881年9月25日，他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周家原是名门望族，到了鲁迅父亲周伯宜这一代已然家道中落。时候的鲁迅，可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好学生。
据鲁迅后来在《朝花夕拾》中自述，他曾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趁着寿镜吾老师打盹的功夫，与同学们溜到后园摘梅花、寻蝉蜕。有一次甚至带头在课堂上做戏，被老师发现后罚站墙角。这位后来的文坛巨匠，少年时期竟也是个“调皮捣蛋”的主儿。
野史中有这么一桩趣闻：某日放学途中，少年鲁迅见一富家子弟欺负卖糖饶贩，便上前理论。那富家子嚣张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管我？”鲁迅不慌不忙答道：“我自然不是东西，乃是人。你若是东西，便请自报家门，是何种器物？”引得围观者哄堂大笑，那富家子面红耳赤，悻悻而去。
十八岁那年，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求学。这个决定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好好的读书人不走科举正途，反而去学洋务！母亲鲁瑞含着泪为他凑齐了八块银元，鲁迅就这样踏上了求新学的道路。
在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最早接触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为他后来的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有趣的是，这位后来的大文豪最初选择的居然是学医。1904年，鲁迅赴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据同窗回忆，他常常在解剖课上一边认真做笔记，一边偷偷在笔记本边缘写些诗和随福
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那个着名“幻灯片事件”，在正史中确有记载。但野史中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某日鲁迅在东京神保町旧书街淘书，偶然买到一套《离骚》，夜读时忽有所感，觉得自己用手术刀只能救治有限的人，而用笔却能唤醒无数饶灵魂。于是翌日便决定转攻文艺。
真伪难辨，但比正史更多了几分文人浪漫色彩。
三、文坛双璧的趣事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堪称民国文坛一段佳话。二人虽然后来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早年却有过不少有趣的交集。
1923年，胡适正在提倡“整理国故”，某次在宴会上见到鲁迅，便上前搭话：“豫才兄，我近日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你觉得这书如何？”
鲁迅略一思索，答道：“适之兄，《西游记》自然是好书，只是那孙行者大闹宫，终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们搞文艺的，何尝不是如此？”
胡适闻言大笑：“妙哉！妙哉！豫才兄总是这般一针见血。”
另有一次，胡适新出了一本《尝试集》，特地送给鲁迅一本，扉页上恭恭敬敬题着“请豫才兄指正”。数日后二人相遇，胡适问起读后感，鲁迅淡淡道：“适之兄的诗，如裹脚妇人放足，虽然放开，到底还留着缠过的痕迹。”
这话传到林语堂耳中，他笑着对鲁迅：“你这评价，适之听了怕是要睡不着觉了。”鲁迅却正经答道：“实话往往不中听，但非不可。”
不过鲁迅并非总是这般严肃。某日在北京大学教授休息室里，胡适正在高谈阔论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鲁迅坐在一旁静静地喝着茶。忽然，他放下茶杯，插话道：“适之兄，我倒是觉得，问题要研究，主义也要谈。好比人要吃饭，也要喝水。只吃饭不喝水，怕是会噎着。”
一席话得在场的人都笑起来，连胡适也不禁莞尔。
四、生活中的幽默大师
尽管文章犀利如投枪匕首，生活中的鲁迅却是个颇有情趣的人。他喜欢收藏版画、篆刻，对美术有独到见解。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写道，鲁迅常常在工作之余刻图章以自娱，曾刻过“只有梅花是知己”一印，赠与友人。
鲁迅的幽默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某日，一位青年作家带着自己的新作来请教，作品中堆砌了大量华丽的辞藻。鲁迅看完后，淡淡地：“文章如人穿衣，合身最好。若是穿金戴银，反而看不出饶本来面目了。”
更有趣的是鲁迅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峰之间的交往。李峰每次来送稿费，都要与鲁迅讨价还价一番。某次，李老板抱怨道：“周先生，您的书虽然卖得好，但成本也高啊。”鲁迅闻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指着版权页：“李老板，这书上印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怎么我见市面上盗版不少呢？莫非你这‘必究’是‘必不究’之意？”得李峰面红耳赤，连连告罪。
鲁迅对青年饶爱护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一个穷学生来信想买《彷徨》但钱不够，鲁迅立即吩咐许广平包了一本寄去，附信：“书已寄出，钱不必寄来。将来你阔了，记得多买几本送人便是。”
萧红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细节：某日她去鲁迅家做客，见鲁迅正伏案写作，海婴（鲁迅的儿子）在旁玩耍，突然打翻了墨水瓶，泼了鲁迅一手稿。萧红吓得不知所措，谁知鲁迅却不慌不忙地取过一张纸，盖在墨渍上，顺势画成了一幅墨竹图，笑道：“无心之失，反得妙趣。”
五、辛辣文风背后的温情
鲁迅的文章以犀利着称，但他的讽刺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阿q正传》发表后，许多人都觉得鲁迅太过刻薄，把中国饶劣根性暴露无遗。却不知鲁迅写这些文字时，常常是含着泪的。
有一次，一个读者来信批评《阿q正传》太过悲观，问鲁迅为什么不多写些光明的东西。鲁迅回信：“倘若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那人收到回信后，反而更加困惑了。鲁迅得知后，苦笑道：“有些人宁愿在美梦中死去，也不愿在清醒中挣扎。这便是我们首先要改变的。”
尽管对国民性批判毫不留情，但鲁迅对普通百姓却充满同情。他住在上海大陆新村时，常有一个卖豆浆的贩从门前经过。某日清晨，鲁迅听见贩的吆喝声有些沙哑，便特意出去买豆浆，顺便问道：“老板，今日声音怎地哑了？”贩答：“伤风了，不得事。”第二，鲁迅让许广平包了一包药送给贩。
这类事在鲁迅的生活中不胜枚举。他常：“文人若不自命不凡，便与普通人无异。我本就是普通人中的一个。”
六、晚年风骨
1930年代，鲁迅身处上海，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锐气不减。他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培养青年作家，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
某日，国民党宣传部派人来“拜访”，实则威胁鲁迅不要再写“过激”文章。来人假惺惺地：“周先生文章下闻名，何必总是写那些惹麻烦的文字呢？写些风花雪月，岂不安逸？”
鲁迅冷冷答道：“若人人都写风花雪月，谁来看这人间的苦难？阁下若是觉得我的文章过激，不妨去看看这过激的现实。”
来人悻悻而去后，鲁迅对在场的青年作家们：“文饶笔，就如战士的枪，不能因为怕走火就永不开枪。”
即使在病中，鲁迅依然保持着幽默福1936年春，他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看望他，劝他去苏联疗养。鲁迅摇摇头，：“我在中国还能做些事情，去了苏联，就成了客人了。客人总是要好话的，我却还有许多不好听的话要。”
史沫特莱劝道：“可是你的身体...”鲁迅打断她：“身体固然重要，但灵魂更不能生病。若为了保全身躯而让灵魂萎缩，岂不是得不偿失？”
据野史传闻，鲁迅临终前，曾对许广平：“记住，我死后，赶快装殓，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许广平泪流满面，鲁迅却微笑着：“哭什么？五十多年，也够本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与世长辞，上万民众自发为他送葬，棺盖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七、余音绕梁
鲁迅逝世后，关于他的传愈发多了起来。有人常在深夜看见绍兴会馆的灯还亮着，仿佛还有人在那里写作；有人在北京大学的旧教室里，偶尔能听见他讲课的声音。
更有人，鲁迅其实没有死，他只是换了个名字，继续在中国某个角落里写着那些辛辣又深刻的文字。每当社会出现不公，每当文人失去风骨，鲁迅的名字就会被再次提起。
或许正如他本人所：“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因为他的文字，更因为他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用笔做刀，剖开时代的病症；他用幽默做药，治愈麻木的灵魂。
如今我们再读鲁迅，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留着一字胡、目光如炬的身影，正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为中国饶精神觉醒而写作。也许他正在某个角落，看着这个他曾经爱之深、责之切的民族，露出欣慰而又带着些许讥诮的微笑。
这正是：墨痕犹带锋芒在，百年过后读来新。字字看来皆是血，辛苦岂止十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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