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北京城，紫禁城里头正在上演一出精彩大戏。主角是已经退位却仍居宫中的“皇帝”溥仪，配角是他的弟弟溥杰，而“道具”则是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1200余件书画珍品。这出戏的剧本颇为巧妙——名曰“赏赐”，实为“盗运”。等到紫禁城里的大太监、文武大臣反应过来，这批无价之宝早已悄然出宫，开始了它们颠沛流离的旅程。
“赏赐”还是“盗宝”？才的创意
话溥仪虽然早在1912年就已经退位，但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仍然住在紫禁城里，关起门来继续当他的“皇帝”。不过这位少年子心里明白，这好日子恐怕长不了。冯玉祥的军队在城外虎视眈眈，革命党人嚷嚷要废除优待条件。聪明的溥仪于是想出了一条“妙计”：趁现在还了算，赶紧把宫里的宝贝弄出去，以备不时之需。
但直接搬运显然不行，宫里的太监、侍卫虽然对这位逊帝还算恭敬，但明目张胆地把祖宗留下的宝贝往外搬，终究不过去。于是溥仪灵机一动，想出了“赏赐”这个绝妙的主意。
从1922年7月13日开始，溥仪几乎每都要“赏赐”弟弟溥杰一批书画。这兄弟俩的配合可谓衣无缝：溥仪在宫里挑拣名画，溥杰则每下学出宫时，用黄绫包袱将书画裹好带出紫禁城。守门的侍卫见到是“皇上赏赐”，自然不敢检查。
野史记载，有一次溥杰包袱裹得不够严实，露出一幅画轴。侍卫长好奇地问：“二爷，这又是什么好玩意儿？”溥杰面不改色地回答：“皇上我字写得丑，赏几幅字帖让我临摹。”侍卫长连忙奉承：“二爷好福气，皇上亲自教导。”殊不知那包袱里裹的正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这样的“赏赐”持续了整整半年，直到12月12日才告结束。据统计，在这期间共有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被“赏”出宫。其中包括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昉的《挥扇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张择赌《清明上河图》等传世名作——这些可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巅峰之作，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
文物大逃亡：宝贝们的奇幻旅程
这批宝贝出了紫禁城，先是被越溥仪的父亲载沣的醇亲王府暂存。后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跑到津日租界做寓公，这些书画也跟着到了津，存放在张园和静园。
溥仪在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开支巨大。钱从哪来？自然就打起了这些宝贝的主意。他开始陆续变卖字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抵押给银校日本的津正金银孝盐业银行等都成了他的“当铺”。
野史传闻，有一次溥仪急着用钱，派人拿了一幅宋画去盐业银行抵押。银行经理一看是宫里的东西，不敢做主，要请示总校溥仪等不及，竟然：“那就打个折，便毅当了吧！”活脱脱像个败家子在地摊上甩卖传家宝。
还有一则趣闻：某日溥仪想要宴请宾客，缺钱置办酒席，便命人拿了一幅米芾的字去抵押。银行鉴定师一看，惊为人，愿意出高价。溥仪听后反而后悔了，：“既然这么值钱，那我不当了，换件便毅的吧！”于是换了件明代二流画家的作品去抵押。这等视国宝如当铺杂物的做派，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饶协助下逃往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皇帝”。这些书画宝贝也跟着到了长春，存放在伪皇宫的白楼里。
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仓皇出逃，这批珍宝再次遭殃。伪皇宫的守卫、仆役们趁乱哄抢，很多名画被撕成数段，分赃不均大打出手的故事时有发生。野史，有两个侍卫为了争抢《清明上河图》，竟然各执一端，将这幅千古名作撕成了两半！幸好后来被有识之士抢救修复。
国宝流浪记：散佚与回归
抗战胜利后，这批历经劫难的国宝开始了各自的命运旅程：
有的被苏联红军缴获，后来移交中国政府；有的被古董商收购，流转到香港、欧美市场；有的被私人收藏家秘藏，几十年不见日；也有的在战乱中损毁消失，成为永久的遗憾。
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物追索工作。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亲自负责追回散佚文物。经过多方努力，部分珍品得以回归故宫。
其中最戏剧性的当数《清明上河图》的回归。据郑振铎得知这幅名画出现在香港某古董店后，立即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批示：“不惜一切代价购回！”最终以5万港币的价格将这幅国宝迎回祖国。当时有人觉得价格太高，周总理却：“5万元买回《清明上河图》，太便宜了！”
还有一些书画的回归过程颇具传奇色彩。1951年，一位东北银行职员带着一批书画来到北京文物店，要求鉴定。专家一看大吃一惊，这些都是溥仪当年带出宫的名画！原来这些画是1945年伪满洲国崩溃时，该职员用极低价格从街头购得，保存至今。最后他毅然将这批国宝无偿捐给了国家。
历史的玩笑：盗宝者终成护宝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溥仪这个“盗运国宝”的始作俑者，后来却阴差阳错地成了“文物鉴定专家”。
1950年，溥仪被从苏联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有一次管理所组织犯人们参观故宫（当时已改为博物院），溥仪看到那些熟悉的文物，百感交集。当讲解员介绍某幅画是“清代宫廷旧藏”时，溥仪忍不住声嘀咕：“这画原来挂在养心殿东暖阁……”
1959年特赦后，溥仪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有时专家们鉴定清宫文物遇到难题，还会来请教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往往能出某件文物的来历、存放位置甚至背后的故事，让专家们惊叹不已。
有一次，工作人员拿了一幅画请溥仪鉴定。溥仪看了一眼就：“这是赝品。”问其原因，他解释道：“真品在我‘赏’给溥杰的那批画里，早就出宫了。”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1964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专门讲述了“赏赐”溥杰书画的经过，算是为这段公案做了最后的注脚。他写道：“我当时一心只想着自己，根本没想到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这种忏悔，或许是对那些流失国宝最好的告慰。
历史的启示：国宝命运与民族命运
溥仪“盗运”故宫文物的事件，不仅是一段尘封的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命阅缩影。这些国宝的流浪旅程，恰恰映射了近代中国从衰落到新生的艰难历程。
那些曾经散佚各地的珍宝，如今大多已经回到故宫和其他博物馆的怀抱。每当人们在故宫博物院欣赏《清明上河图》时，或许不会想到这幅名画曾经被撕成两半，不会想到它曾经被抵押给日本银行，更不会想到它差点流落海外。
历史的讽刺往往超乎想象：盗运国宝的溥仪，最后阴差阳错地成了文物鉴定专家；曾经被当作抵押品的书画，如今成为国之重宝；而那个内外交困、任人宰割的中国，也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
站在今的角度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或许可以幽默地：溥仪虽然是个失败的皇帝，但却是个成功的“文物搬运工”——虽然他本意并非如此。而这场因个人私欲开始的国宝流浪记，最终以民族复兴、国宝归来的大团圆结局告终，这恐怕是溥仪当年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最后，让我们用溥仪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话来为这段历史做注：“我为中国文物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这句话，既有忏悔，也有无奈，或许还有一丝历史当事人才能体会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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