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30日，“泰康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黄浦江码头。
陈默身着剪裁合体的米白色西装，袖口别着一枚不起眼的珍珠袖扣——那是与上海地下党接头的暗号，站在甲板上，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码头的日伪岗哨。
正如他所料，码头虽有日军士兵和伪警察巡逻，却对他们这群“重庆来的商人”并未过多留意——毕竟战时上海往来的商贾众多，一个“做茶叶生意的老板”，实在掀不起什么波澜。
走下舷梯，陈默按照约定，在码头出口的“祥记烟摊”前停下，买了一包哈德门香烟，轻声问道：“老板，有火柴吗？要洋火。”
烟摊老板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者，抬头看了他一眼，递过一盒火柴，声音沙哑：“洋火贵，省着点用。最近茶叶好卖吗？”
“不好卖，路上耽误了，怕受潮。”
陈默接过火柴，指尖在烟盒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苏晴提前约定的接头暗号，“受潮”代表“安全抵达，需对接情况”。
老者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低声道：“跟我来，里面谈。”
跟着老者走进烟摊后的阁楼，一个穿着蓝色旗袍的女子正坐在桌前，见陈默进来，起身迎上：“陈先生，我是上海地下党联络员黄薇，苏晴同志已经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她递过一杯热茶，语气凝重，“上海的形势比重庆更严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就在虹口，日伪情报机关遍布租界和华界，上个月刚破获了我们三个联络点，牺牲了七位同志。”
陈默接过茶杯，心中一沉：“我知道，刘凯叛变后，军统的情报网也毁了，这次来，既是重建军统情报站，也是为组织收集日军核心军事计划。”
“组织已经为你的双重身份做好了掩护。”
黄薇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你的伪造身份——‘日籍商人佐藤的翻译陈默’，佐藤是日本三井物产的驻华代表，表面做贸易，实则为日军搜集经济情报。我们已经打通了关系，你明日便可去日伪情报机关的外围部门‘经济调查课’报到，负责协助佐藤整理贸易数据。”
她顿了顿，补充道：“这个身份很安全，佐藤的真实身份只有组织少数人知道，日伪只当他是普通日商。你借着‘翻译’的名义，既能接触日伪官员，又不会引起过度怀疑——经济调查课主要负责统计上海的工商数据，看似不重要，却是日伪情报机关的‘信息入口’，很多军事部署的蛛丝马迹，都会藏在贸易数据里。”
陈默接过文件，仔细翻看——伪造的身份证明、学历证书、与佐藤的“雇佣合同”，每一份都做得衣无缝，甚至还有他在日本“留学”的假档案。
他心中感激，点头道：“多谢组织安排，我会好好利用这个身份，尽快摸清日伪情报机关的情况。”
次日清晨，陈默身着西装，带着伪造文件，来到位于外滩的日伪“上海特别市情报署”。经济调查课课长是个叫高桥的中年日本人，矮胖身材，戴着圆框眼镜，见到陈默，劈头就用日语问道：“你就是佐藤介绍的翻译？日语得怎么样？会不会统计报表？”
陈默躬身行礼，用流利的东京腔日语回答：“高桥课长您好，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三年，日语交流和书面翻译都没问题，统计报表也学过，一定能协助佐藤先生完成工作。”他的日语发音标准，语气谦逊，瞬间打消了高桥的初步疑虑。
“很好。”高桥满意地点头，指着靠窗的一个空位，“那你就坐在这里，负责整理上海的茶叶、丝绸贸易数据，每下班前交给我。记住，这里是情报署，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明白吗？
“嗨！”陈默应道，走到工位坐下。放下公文包的瞬间，他快速扫视整个办公室——经济调查课有十二名职员，六名日本人，六名中国人，中国人大多负责基础数据录入，日本人则负责审核和上报；办公室的门正对走廊，每隔半时会有一名伪警察巡逻；走廊尽头有一扇铁门，门口站着两名持枪日军士兵，想来就是核心情报区的入口。
整整一，陈默都在“认真”整理贸易数据，实则在细致观察机关内部架构。
他发现，经济调查课虽属外围部门，却与其他科室联系紧密——上午十点，影军事调查课”的人来取“军工原料贸易数据”；下午两点，“特务课”的人来核对“可疑商人名单”。这意味着，只要能掌握经济调查课的数据流，就能间接获取日军的军事、特务动向。
他还注意到人员分工的细节：高桥课长每下午三点会去三楼的“署长办公室”汇报工作，汇报时长约二十分钟；负责审核数据的日本职员林，烟瘾很大，每上午和下午各会去一次吸烟室，每次约十分钟；中国职员大多沉默寡言，眼神中带着恐惧，显然是被迫为日伪工作。
至于巡逻规律，他也摸得一清二楚——走廊的伪警察巡逻，白每半时一次，晚上每十五分钟一次；核心情报区的日军士兵，每一时换岗一次，换岗时会有三分钟的空隙，铁门会短暂打开。
“核心情报区守卫太严，硬闯肯定不行，只能逐步渗透。”
陈默在心中盘算，“先从经济调查课入手，通过整理数据，找出日军的物资补给规律；再接近林，利用他的烟瘾，套取军事调查课的情报；最后想办法通过高桥课长，接触署长办公室的人——只有进入核心情报区，才能拿到日军的核心军事计划。”
下班时，高桥叫住陈默：“明佐藤会来办公室，你跟他一起去见商会的人，负责翻译。好好表现，以后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你。”
“嗨，多谢课长栽培！”
陈默躬身应道，心中却暗自警惕——与商会的人见面，意味着他将接触更多日伪官员，既是机会，也是风险。
他必须演好“汉奸翻译”的角色，既要获得日伪的信任，又不能真的沦为他们的帮凶。
走出情报署，上海的夜色已浓。陈默沿着外滩漫步，江风吹拂着他的衣角，远处日军的岗楼亮着探照灯，刺眼的光芒扫过江面。他摸了摸胸口的怀表，心中坚定——虽然上海的形势严峻，日伪情报机关戒备森严，但他已经迈出邻一步。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耐心潜伏，细致观察，寻找每一个可以渗透的机会，为组织，为抗战，收集最关键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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