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春的重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诡异的紧张。
陈默刚到甄别处，就接到军统技术科的紧急通报：“日军近期启动了‘清剿重庆地下党’的反情报行动，无线电监听力度加倍，在两路口、磁器口等地下党活跃区域，增设了十余个移动监听站；同时，日军宪兵队联合日伪特务机关，对进出重庆的人员进行逐人排查，重点盘查‘携带可疑文件’‘身份不明’者。”
“移动监听站？逐人排查？”
陈默心中一凛，立刻意识到这对组织的地下情报网络是致命威胁——目前地下党传递情报，一半以上依赖无线电台，人员往来更是靠“伪造身份+暗号对接”，日军的反情报行动，直接掐住了情报传递的“咽喉”。
他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按下内部通话器，对苏晴：“马上联系沈兰，用‘紧急暗号’传递消息。
暂停所有无线通讯，改用纸质情报传递；所有地下党联络员，近期避免使用‘商贩’‘学生’等常用伪装身份，改用‘农民’‘工匠’等不易引起怀疑的身份；日伪内线的情报，暂时通过书店的‘书籍夹层’传递，不要再进行面对面接头。”
苏晴应声而去，陈默则快速整理思路——单纯通知组织规避风险还不够，他必须利用“对日核心情报组”的权限，获取日军反情报行动的“核心手段”和“重点区域”，只有掌握这些，组织才能针对性地调整策略，而不是被动躲避。
半时后，陈默带着一份“对日反情报建议”前往总部。
戴笠的办公室里，技术科的负责人正拿着监听记录，眉头紧锁：“日军的移动监听站太灵活，我们的电台也受到干扰，很难捕捉他们的核心通讯。”
陈默适时递上“建议”，语气诚恳：
“老师，日军此次反情报行动，表面是针对地下党，实则是想切断重庆所有的秘密情报网络，包括我们军统的。我建议，立刻加强对重庆周边日伪反情报人员的监控，摸清他们的监听频率、排查路线、重点目标——既能帮我们自己的电台规避干扰，又能掌握日军的反情报规律，甚至可以借机向日军传递假情报，误导他们的行动。”
戴笠接过建议，仔细翻阅后，眼前一亮：
“你得对！不能被动挨打，要主动出击。就按你的建议办，你牵头负责‘对日反情报监控’，技术科、行动科配合你，尽快摸清日军的底细！”
“是！老师。”
陈默躬身应道，心中暗自庆幸——他成功将“获取日军反情报手段”，包装成了“军统的对日反情报行动”，既不会引起怀疑，又能名正言顺地调动资源，收集组织急需的关键信息。
接下来的三，陈默借着“对日反情报监控”的名义，展开了全面调查。
技术科通过截获日军的监听指令，摸清了移动监听站的“频率范围”——主要集中在300-500千赫，这正是地下党电台常用的频率；
行动一科通过跟踪日伪特务的排查路线，掌握了他们的“重点区域”——两路口书店周边、山城巷弄的地下联络点、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附近的街道；
甚至通过策反一名日伪翻译，得知了日军“排查身份的核心手段”——重点核对“口音与籍贯是否匹配”“职业与随身物品是否相符”“回答问题时的微表情是否自然”。
每一条信息，陈默都第一时间通过苏晴传递给沈兰，再由沈兰转化为“规避指南”，传递给组织的各个联络点：
- 针对“监听频率”：通知地下党电台将频率调整至600-800千赫，避开日军的监听范围，且每次发报时间不超过3分钟，发报后立刻转移电台位置；
- 针对“重点区域”：暂时关闭两路口周边的三个地下联络点，人员转移至日军排查较少的南岸区；
- 针对“身份排查”：为联络员准备“地域特色的随身物品”——比如假装“四川农民”，就带一把镰刀、一袋红薯；假装“湖北工匠”，就带一套木工工具、一本破旧的《鲁班经》，确保“职业与物品相符”。
同时，陈默还借着“传递假情报”的名义，向日军释放了“地下党电台位于重庆北区”的错误信息——日军果然上当，将半数移动监听站调往北区，大大减轻了核心区域的监控压力。
然而，日军的反情报行动并未停止。
一周后，白杨在对接日伪内线时，遭遇日军宪兵队的突然排查。
幸好他提前按“规避指南”，伪装成“四川木工”，随身带着刨子、锯子和一本写满“木工口诀”的笔记本（实则是情报暗号本），面对日军的盘问，他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熟练地演示刨木技巧，成功蒙混过关。
事后，白杨向陈默汇报：“日军排查时，特别注意随身物品的细节，比如我假装木工，他们特意检查了刨子的刃口，看是否有使用痕迹——要是没提前准备，肯定会暴露。”
陈默点头：“这明我们的‘规避指南’起作用了，但不能掉以轻心。日军的反情报手段会不断升级，我们要持续监控他们的动向，及时调整策略。”
他立刻让技术科加强对日军“反情报指令”的截获，让行动科重点跟踪日伪特务的“新动向”，确保第一时间掌握日军的调整，为组织提供最新的“规避方案”。
期间，戴笠多次询问“对日反情报监控”的进展，陈默都以“已掌握日军主要手段，正在传递假情报误导”为由汇报，既展示了“工作成效”，又隐瞒了“为组织提供情报”的真实目的。
戴笠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甚至将“重庆周边日伪反情报人员档案”交给了他，让他“全权负责分析与监控”。
拿到档案的那，陈默彻夜未眠。
他仔细翻阅每一份档案，将其职对地下党威胁最大”的日伪特务——尤其是那些“擅长识别暗号”“熟悉地下党运作模式”的人员，逐一标注出来，通过沈兰传递给组织，建议“暂时停止与这些特务管辖区域的情报往来”。
窗外的渐渐亮了，陈默看着桌上的“日军反情报行动分析报告”，心中满是感慨。
这场与日军反情报部门的“博弈”，既是对他潜伏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组织地下网络韧性的检验。而他，靠着“借力打力”的智慧，在军统的资源与组织的需求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既完成了戴笠的“对日反情报任务”，又为组织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他拿起笔，在报告的末尾写下：“日军反情报虽严，然其手段有迹可循；我等借军统之力，可窥其虚实，为组织避危，为抗战保路。”
既是对行动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只要持续掌握日军的反情报动向，组织的情报网络就能在夹缝中安全运转，为抗战胜利源源不断输送关键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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