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新城，承晖广场。
冬日的阳光穿透薄云，洒在崭新平整的青色石板上。宽阔的承晖广场中央，一座严格按照礼制搭建的受封台巍然矗立，高逾三尺，方圆五丈，以红毡铺地，四周按方位陈列旌旗、仪仗。台前两侧，肃立着八百名策军精锐，甲胄鲜明，持陌刀而立，肃杀威严。外围，五千南中卫军阵列整齐，在冬日阳光下如林枪戟反射着冷光。
广场四周，早已被闻讯而来的百姓、商贾、各部落头人围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中充满了期待。
辰时三刻，吉时将至。
咚！咚！咚！
三声浑厚号炮响彻云霄。庄严礼乐声中，庞大的仪仗队伍自广场南侧庄严入场。
率先开道的是子节钺仪仗，黄罗伞盖、金瓜钺斧，昭示着皇权。紧随其后的，便是此次册封的正使——礼部左侍郎崔衍。他身着紫袍玉带，头戴梁冠，面容端凝，手持代表子权威的节杖，乘坐四马安车，缓缓前校他的目光沉稳地扫过广场与军容，心中默默核对着眼前景象与礼典要求的契合度，神色庄重而专注。
其后才是宁王仪仗。周景昭身着玄色亲王冕服，头戴九旒冕，并未乘车，而是骑乘雄骏的“乌云踏雪”，在谢长歌、狄昭等文武簇拥下缓辔而校他神色沉静，威仪自生，所过之处，百姓纷纷跪拜山呼。
观礼安抚副使、御史中丞廖文清，则乘坐另一辆安车，位于崔衍仪仗之后、宁王仪仗之前。这个位次安排，明确彰显了崔衍作为正使的主导地位，也让廖文清心中略感复杂，只能面色端凝地持节端坐。
最后入场的，是骠国使团。正使舒难陀身着骠国最高规格的朝服，头戴金冠，手捧国书、贡单及山川地理图，神色肃穆而忐忑。身后使团成员皆着盛装，在威严的夏军与围观人海面前，显得格外恭谨。
三通鼓罢，乐声暂歇。
司礼官高唱：“吉时已到——！请册封正使，礼部左侍郎崔公衍，宣旨升台——！”
崔衍在礼官搀扶下，稳步走下安车，整理衣冠，双手恭敬地高擎子节杖，一步一步，沿着红毡铺设的御道，登上受封台中央。他先向北方长安方向肃然三拜，代表子受礼，然后转身，面向台下万千目光。
他从礼官手中接过明黄诏书，缓缓展开，以清晰沉稳、富有韵律的官话朗声宣读：
“奉承运皇帝，诏曰：朕膺命，抚有万方，仁泽广被，德化遐敷。兹有西南骠国，本为外藩…特封骠国酋首雍羌为‘归义王’，赐金印紫绶，永镇南疆…钦此！”
诏书词句庄重，恩威并施。崔衍的声音不大，却因广场特殊设计及此刻的肃静，清晰地传遍每个角落。他诵读时抑扬顿挫，恪守礼部宣诏的规范，每一个停顿、每一次吸气都恰到好处，将子威仪与朝廷法度通过声音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数百姓、军士、乃至骠国使团，皆屏息凝听，感受着这来自帝国中枢的正式权威。
廖文清在台下微微眯眼，看着崔衍一丝不苟地履行正使职责，心中滋味难明。而周景昭则微微颔首，崔衍的表现，无疑为这场典礼奠定了无可挑剔的“合规”基调。
诏书宣读毕，崔衍将诏书卷起，恭敬放回礼官捧着的金盘。另一礼官上前，奉上盛放龟钮金印与紫色绶带的托盘。
“骠国使臣，上前受封！”司礼官再唱。
舒难陀深吸气，手捧国书等物，踏着红毡，步步走向高台，在台前恭敬跪倒，高声道：“外臣骠国使节舒难陀，恭聆圣训！吾主雍羌，感沐恩，愿永为大夏藩属…” 言罢，依礼三跪九叩。
崔衍代表子，先接过骠国国书等物转交，然后郑重捧起金印紫绶，朗声道：“骠国归义王印绶在此，受——”
舒难陀高举双手，接过那沉甸甸的金印与冰凉光滑的紫绶。这一刻，骠国的命运被正式纳入大夏宗藩体系。
“谢陛下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舒难陀与身后使团再次叩拜。
核心礼成，崔衍持节退至台侧主位，体现仪式完成。周景昭则率文武登上受封台，立于御赐节杖之旁。
舒难陀连忙转向周景昭行礼：“下国使臣，拜见宁王殿下！殿下千岁！”
周景昭抬手：“贵使请起。雍羌王深明大义，此乃南疆之幸。望自今以后，两国永结盟好。” 他随即面向广场，声音清朗却极具穿透力，宣布减免赋税、新城优惠及赏赐观礼百姓等惠民政令，引发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与“千岁”之声，将典礼气氛推向高潮。
廖文清在台下看着，注意到崔衍在周景昭宣布政令时，目光沉静，并无异色，似乎认为这是亲王在庆典场合示恩于民的合理之举，心下不由更觉崔衍难以在此类事情上达成默契。
典礼最后，歃血为盟，立碑为誓。
礼官奉上白马血酒。崔衍（代表子）、周景昭（代表宗藩）、舒难陀（代表骠王）各持金刀刺马取血，滴入酒坛。三人各执一盏血酒，立于新竖的“南疆盟誓碑”前。
碑文以夏、骠双文刻就。崔衍首先肃然将血酒洒于碑前，朗声道：“皇后土，实所共鉴！朕，承命，监此盟！” 他以礼官特有的庄重腔调，代子立誓。
周景昭随后洒酒：“永守此约，福祸同之！”
舒难陀最后颤声完成：“骠国上下，誓守此盟，永不敢叛！”
“礼成——！” 司礼官高唱，鼓乐号炮再次震响起。这场由礼部正使主导、完全合乎典章的册封大典，圆满落幕。
随后，在新建昆明府衙的宴会上，崔衍居主宾位，举止得体。他与舒难陀谈及礼制往来，询问骠国风物典章，言语温和却自有法度，令骠使更感朝礼义之邦的气度。对于宁王宣布的惠民之举，他在席间向周景昭敬酒时，仅以“殿下泽被边民，合乎圣人仁政”一言带过，既未深究，也未否定，保持了礼官对具体政务的适当距离。
廖文清则更多与南中文武周旋，试图从交谈中捕捉信息。他注意到崔衍虽不介入具体事务讨论，但其存在本身，就为这场宴会乃至整个南中政权，披上了一层“合乎朝廷礼法”的正当外衣，这让他许多潜在的诘问都难以找到发力点。
宴后，周景昭密会舒难陀，敲定质子居昆明、派员协助整训等实质控制措施。而崔衍则以“典礼已成，需静心撰写祭告地、先祖及回奏陛下的礼仪文书”为由，婉拒了不必要的应酬，回到驿馆。
他铺开纸笔，首先记录的是今日典礼的每一个环节与礼制的对应情况，准备撰写详实的礼仪报告。在他笔下，这将是一次“礼仪完备、彰显国体、远人慑服”的成功典礼。至于典礼之外的风波与暗流，只要不违礼制法度，似乎并非他这位礼部侍郎需要优先关注的重点。
他的专注与“克制”，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了宁王所需的一种“掩护”与“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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