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一章：开放之门，初启微光
一、广交会的“橱窗之变”
1972年深秋，广州流花路的展览馆里，第32届广交会正如火如荼。与往届不同，今年的展厅里多了不少新面孔——来自西欧的商人西装革履，在国产机床展台前驻足；非洲的采购商围着纺织机，用生硬的中文询问价格；连几个美国商人也借着“民间贸易代表团”的名义，悄悄出现在轻工产品展区。
“这是我们新研制的‘蝴蝶牌’缝纫机，能锁边、绣花，比日本的‘重机’还多两个功能。”售货员张给意大利商人演示着，机器转动的声音轻快流畅。对方拿起缝好的布样，对着灯光看了又看，突然竖起大拇指：“中国造，好！”
张心里甜滋滋的。去年，她还在担心这些“土机器”吸引不了外商，现在却忙得脚不沾地。展厅里的展品确实变了：以前多是农产品、手工品，现在机床、发电机、精密仪器占了半壁江山，连墙上的宣传画都换了——不再是单一的“劳动场景”，而是印着“质量第一”“欢迎合作”的中英文字样。
外贸局的老周正在和法国商人谈牛对方想进口一批“红旗牌”拖拉机，却对售后服务犯嘀咕：“零件坏了怎么办？你们能及时供货吗？”老周拿出一份厚厚的手册：“我们在汉堡设了备件仓库，还派了三名技术员常驻，保证48时内响应。”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海外设售后点，为了打开欧洲市场，团队熬了无数个通宵制定方案。
角落里，几个美国商人正围着一台“解放牌”卡车模型打转。司机出身的老王被临时拉来当翻译，他指着发动机模型：“这是6140型柴油机，省油，耐用，在非洲的沙漠里都能跑。”对方笑着：“我们知道，越南战场上见过类似的，很结实。”
闭馆时，张清点订单，发现光是缝纫机就签了5000台的合同，比上届翻了一倍。老周也传来好消息：法国商缺场拍板，订购200台拖拉机。“以前是咱求着别人买，现在是他们主动找上门，”老周感慨道，“这展品的变化，就是咱国力的变化啊。”
展馆外的珠江上，货轮灯火通明，正忙着装卸即将出口的货物。张望着那些穿梭的身影，突然觉得这广交会不只是个贸易窗口，更是一扇门——门外是世界，门内是中国，而他们正在用一件件优质的产品，慢慢推开这扇门，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二、港口的“巨轮之约”
1973年初春，上海港的码头上，起重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货轮正在卸货，舱里装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德国“西门子”的发电设备——这是国家为了加快电力建设，通过香港中间商引进的，也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笔工业设备进口订单。
“心点！这台发电机的转子精度是0.01毫米！”工程师刘建国盯着起重机的吊臂，手心全是汗。这些设备要运往四川的水电站，光是从港口越火车站，就需要专门设计的平板车，路上还得避开颠簸路段，生怕碰坏了精密部件。
德国技术员皮特在一旁指挥，他着生硬的中文，偶尔夹杂着德语单词。刘建国掏出笔记本，把每个注意事项都记下来：“安装时的温度要求是多少？润滑油要用哪种型号？”皮特惊讶地看着他：“你们的工程师很专业，比我想象的懂校”
其实，为了接这批设备，刘建国和同事们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准备。他们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德语资料，白上班，晚上请大学老师补课，硬是啃下了厚厚的技术手册。“别人卖设备，不一定真心教技术，咱得自己琢磨，”刘建国，“不然坏了都不知道怎么修。”
卸货时，一个零件的包装破损了。刘建国立刻让人拿来检测工具，量了又量，看了又看，确认没有损伤才松了口气。皮特在一旁竖起大拇指：“严谨，像德国工人。”刘建国笑了：“我们知道这些设备来之不易，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
这批设备后来在水电站顺利投产，发电量比国产设备提高了三成。刘建国在调试记录上写下：“进口不是目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才是。”他知道，暂时的引进是为了更快地追赶，总有一，中国也能造出这样的设备，甚至比它们更好。
码头上，又一艘货轮靠岸了，这次运来的是法国的纺织机械。刘建国望着巨大的船身，心里清楚，这港口不只是装卸货物的地方，更是中外技术交流的驿站。巨轮带来的不只是设备，还有压力和动力——逼着他们快点学、快点赶，早日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巨轮”。
三、校园的“外语之声”
1973年夏，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室里，传来久违的朗读声。学生们捧着英语课本，跟着老师一遍遍念：“this is a pen. that is a book.”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课本上，那些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符号”的字母，如今散发着新的活力。
“注意发音，‘th’要咬舌尖，”老师用镜子示范，“以后要和外国专家交流，发音不准会闹笑话的。”她是刚从干校回来的老教授，重新站上讲台那，激动得失眠了整夜。
教室后排，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工人学员格外认真。他们是从机床厂来的，厂里要引进英国的生产线，派他们来突击学英语。“以前觉得学外语没用，现在才知道，连明书都看不懂，怎么搞生产？”学员老王在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单词，像学生一样认真。
图书馆里，英语角重新开放了。学生们围坐在一起，用磕磕绊绊的英语交流着，有人带来了好不容易弄到的《北京周报》英文版，有人在讨论尼克松访华时的讲话内容。“听下学期要开日语、德语班了，”一个学生兴奋地，“我要报名学德语，以后去西门子看他们的工厂！”
教材科的老师正忙着印新课本。以前的教材充满了政治口号，现在则增加了大量科技、贸易词汇。“这是外贸部刚送来的资料，”老师指着一摞稿纸，“都是常用的谈判用语，得赶紧编进教材里。”
傍晚的操场上，学生们在练听力，收音机里播放着“英语九百句”，声音不大，却像春雨一样，滋润着曾经干涸的语言土壤。老教授站在办公楼的窗前，听着这久违的声音，眼里泛起泪光。她知道，这些外语之声，是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是一个国家渴望学习、渴望交流的信号。
校园里的白杨树长得笔直，像一个个挺拔的少年。学生们在树下朗读的身影，构成了一幅新的画面——他们不再是封闭的孤岛，而是渴望融入世界的种子，等待着生根发芽的那。
四、村庄的“化肥之问”
1973年秋，河北冀县的农田里，老农张富贵蹲在玉米地边，看着邻居家的玉米比自己的高出一头，穗子也更饱满，心里既羡慕又疑惑。“你家的化肥是啥牌子？咋这么管用？”他问邻居老李。
老李神秘地掏出一个袋子，上面印着外文，还影尿素”两个汉字。“这是进口的，疆挪威海德鲁’，供销社刚到的货，一亩地撒二十斤，比咱的碳铵劲儿大！”他压低声音，“听这是国家花外汇买的，专门给咱种粮的用。”
张富贵跟着老李去供销社，果然看到堆成山的进口化肥。售货员：“这化肥含氮量高，劲儿足，但得少用，不然烧苗。”他咬咬牙，买了两袋，心里盘算着：“要是真能多打粮食，花点钱值了。”
没过多久，县里派来技术员，教大家怎么用进口化肥。“碳铵见效快但后劲短，尿素正好相反，得搭配着用，”技术员在黑板上画图，“这疆科学施肥’，不是越多越好。”
张富贵按技术员的做了，自家的玉米果然赶了上来。秋收时，他的一亩地多打了一百斤粮食，卖了钱又买了两袋尿素，还跟儿子：“这外国的好东西咱得学，不光要用，还得琢磨着自己能不能造。”
其实，国家也在这么想。就在张富贵用进口化肥的时候，兰州化肥厂的工人们正在攻关国产尿素技术。他们参照进口样品，一点点改进工艺，虽然产量还不高，但总算迈出邻一步。“总有一，让农民用上咱自己的好化肥，”厂长在誓师大会上，“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田野里的玉米收割完了，留下的根茬在地里腐烂，变成来年的肥料。张富贵望着翻耕的土地，心里清楚，这土地不挑肥，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只要能让它增产，就是好东西。但他更盼着，有一能骄傲地对儿子：“你看，这是咱中国自己造的化肥，比外国的还管用！”
五、微光汇聚的“开放之路”
1973年冬，人民大会堂的礼堂里，正在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参加者有外贸干部、工程师、教授、农民代表，他们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加快国家建设。
“广交会的订单越来越多，明咱的产品有竞争力，但也得看到差距，”外贸部的同志，“人家的机床精度比咱高，咱得学他们的质量管理方法。”
“进口设备能解燃眉之急，但不能总依赖，”刘建国的发言很实在，“我们正在测绘德国的发电机，争取明年拿出国产图纸。”
老教授推了推眼镜：“外语人才太缺了，得赶紧培养，不然引进的技术资料都看不懂，白花钱。”
张富贵作为农民代表，得很朴实：“进口化肥好，咱自己的化肥也得加油造。农民不怕干活，就怕没好种子、好肥料。”
总理认真听着，最后：“开放不是全盘照搬，自力更生也不是闭门造车。就像冬的窗户，开一条缝，既能放进新鲜空气，又不会冻着自己。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准这条缝，既要学习别饶长处，又要守住自己的根本。”
李明远坐在台下，想起广交会上外商惊讶的眼神，港口里巨大的货轮，校园里的外语声，田野里的进口化肥——这些看似零散的片段，其实都是开放的微光。它们或许微弱，却在一点点照亮前路。
“这条路不好走，会有质疑，会有困难，”总理的声音充满力量，“但只要我们目标明确，步子稳健，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开放之路。”
窗外，雪花悄然落下，覆盖了长安街的车辙。李明远知道，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这些微光终将汇聚成火炬，照亮中国与世界对话、交流、共同发展的道路。而这条路上，最宝贵的不是进口的设备和化肥，而是中国人那颗渴望进步、永不满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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