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后的日子，像一条终于汇入宽阔江流的溪水，变得平缓而沉静。
没有惊动地的变化。
我们依旧住在原来的公寓，没有刻意更换所谓的新房。他这里很好，视野开阔，离公司也近。我知道，这里承载了我们太多厮杀与和解的痕迹，某种意义上，这座钢筋水泥的堡垒，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我们也依旧一起工作。
我仍是沈总监，他仍是陆总。在公司，他是决策者，我是执行者，界限分明，配合默契。偶尔在会议室因为方案争执，面红耳赤，他会用手指敲着桌子，叫我“沈总监，请你冷静”，我会毫不客气地怼回去“陆总，是您太固执”。
下属们从一开始的瞠目结舌，到后来的习以为常。
没人再把我们看作单纯的夫妻。我们是搭档，是战友。这种关系，比单纯的爱情更牢固，更经得起风浪。
但回到家里，那层职业的硬壳便会自动脱落。
玄关的灯总是亮着，无论谁先回来。
鞋柜里，他的手工定制皮鞋旁边，并排摆着我的几双通勤高跟鞋和平底鞋，不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地占据着不同的区域。
厨房的使用频率显着增高。
以前，这里是周姨的绝对领地，或者外卖袋子的临时堆积处。现在，周末的清晨或夜晚，这里常常会飘出食物最原始的香气。
我们都不算烹饪高手。他会煎一块勉强及格的牛排，我能煮一锅材料丰富的面条。更多时候，是并肩站在流理台前，笨拙地研究手机上的菜谱，为了一勺盐该放多少而争论，然后通常以猜拳决定，输的人负责洗碗。
这种充满烟火气的琐碎，常常让我有种不真实福
会想起刚签下那份“保姆合约”时，他坐在长餐桌的那头，冰冷地宣布各种苛刻条款，而我站在这一头，低着头，指甲掐进掌心，告诉自己必须忍耐。
如今，那张长餐桌，我们各占一边，他看他的报表，我看我的基金计划，手边各自放着一杯热茶或咖啡。有时抬头，目光撞上，会相视一笑，然后继续各自的事情。
平静，且心安。
晚上，如果没有紧急公务，我们会窝在沙发里看一部老电影。通常是黑白片，节奏缓慢，对白精炼。看到一半，我可能会因为白忙碌而靠在他肩上睡着。醒来时，身上总会盖着薄毯，电影已经结束，屏幕闪着幽蓝的光，而他，就着落地灯，安静地看着书，一只手还轻轻揽着我的肩。
没有任何言语。
却比任何海誓山盟都让人踏实。
我们的主卧，终于不再是那个我作为“保姆”时，需要刻意回避、连目光都不能多停留的禁区。我的衣物和他的挂在一起，我的护肤品摆满了浴室洗手台的一半。夜里，我能清晰地听到身边他平稳的呼吸声，不再是隔着冰冷的门板，依靠想象去确认他的存在。
有一次半夜，我被噩梦惊醒，猛地坐起，心跳如鼓。
几乎是同时，身边原本熟睡的他立刻醒了，手臂下意识地收紧，声音带着未醒的朦胧和清晰的紧张：“怎么了？”
“没事，”我喘了口气，靠回他怀里，“梦到……以前的一些事。”
他没再多问，只是更紧地抱住我，手掌在我后背一下一下地轻拍，像安抚受惊的孩子。他的体温透过薄薄的睡衣传来，驱散了噩梦带来的寒意。
我在他沉稳的心跳声中，再次沉沉睡去。
那一刻我明白，所谓的家，所谓的幸福，或许就是这样。
不是永远阳光灿烂，而是在风雨来袭的深夜，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句无需多言的“我在”。
我们也会吵架。
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谁忘了给阳台的绿植浇水，导致我最喜欢的那盆茉莉差点枯死。或者，为周末是去看画展还是去爬山各执一词。
争吵的模式也很固定。通常是冷着脸，互不搭理几个时。然后，总会有人先打破僵局。可能是我煮了他爱喝的咖啡放在他书房门口，也可能是他下班回来，顺手带了我提过一句想吃的甜品。
默契地，谁也不提刚才的争吵，但气氛已然缓和。
有一次吵得稍微厉害些，为基金会一个项目的推进方式。我坚持要更深入基层，他则认为风险太大，希望采用更保守的方案。我们谁也没服谁，不欢而散，当晚甚至背对背睡下。
第二早上，我醒来时，身边已经没人。心里正有些空落和赌气，走出卧室，却看到餐桌上压着一张便签纸，上面是他凌厉飞扬的字迹：
“方案按你的思路做，安保升级，我派人跟进。牛奶在微波炉，热三十秒。”
我看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然后走到微波炉前，按下加热键。
听着里面传来的嗡嗡声，看着数字从30开始倒计时，忽然就笑了。
这就是我们的婚后生活。
没有偶像剧里的浪漫桥段，没有时刻黏腻的激情。
它平淡得像一杯温水，入口无味，却最能解渴。
它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瞬间构成的：一起吃的寻常三餐，偶尔的争执与迅速的和解，深夜工作时的默默陪伴，醒来时身边熟悉的呼吸。
在这些细碎平常里，过去那些尖锐的伤痛，被一点点磨平，沉淀为生命底色的的一部分，不再轻易刺痛我们。
我们像两棵曾经各自经历风雨的树，根系在黑暗的土壤下紧紧缠绕，枝叶在阳光和风雨中，共同撑起了一片宁静的空。
我知道，外界的风雨从未停歇，商业世界的竞争依然残酷。
但回到这个被称为“家”的地方，关上门，世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以及，这平淡得让人想落泪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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