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台符（？—？），籍贯未详，五代后晋时期知名文臣，以精通典章制度、擅修史撰文着称，是《旧唐书》修撰核心成员之一，历仕后晋数朝，始终供职于文翰史职，其生平虽无惊仕途，却以扎实的史学功底与典制学识，为五代乱世留存了珍贵的唐史文献，成为彼时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折射出五代时期文臣坚守文治、传承典籍的治学初心。
徐台符生逢五代乱世，彼时政权更迭频繁，武人专权当道，文治发展备受掣肘，而他自幼潜心经史，尤精于历代典章制度考辨，对唐代官制、礼仪、舆服、赋税等规制钻研颇深，于诸经史子集之外，更注重梳理制度流变的脉络，这一治学专长为其日后跻身史职、参与修史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晋建立后，高祖石敬瑭为彰显正统，延续历代王朝修撰前朝正史的传统，于福六年（941年）下诏修撰《唐书》（即后世《旧唐书》），命宰相赵莹总领修撰事宜，广征朝野通晓唐史、擅于典制的文臣，徐台符因学识专精，被征辟入修史班子，与张昭远、贾纬、赵熙等名臣同任修撰，成为修史核心力量。
彼时修撰《旧唐书》，面临史料散佚、体例难定的诸多难题，尤其是唐代近三百年典章制度屡有变革，从初唐三省六部制到中唐藩镇崛起后的官制调整，从开元礼到晚唐的礼仪简化，诸多史料或残缺不全，或记载矛盾。徐台符凭借对典章制度的深厚造诣，专司《旧唐书》中志书部分的修撰，主掌礼仪、职官、舆服、食货等志的编纂考订。他遍检内府所藏唐代实录、国史残卷，又搜罗民间流传的奏议、典册、方志等资料，对每一项制度的起源、演变、实施细节逐一考辨，纠正了诸多史料中的讹误与疏漏。
修史过程中，徐台符秉持“据实直书、详轰制”的原则，既不刻意溢美，也不妄加删减，对唐代制度的利弊得失皆客观记载。例如在修撰职官志时，他不仅详细梳理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官制体系，更着重记载了中唐以后节度使、观察使等方镇官职的崛起过程，清晰展现了唐代中央官制向地方藩镇官制演变的轨迹；修撰食货志时，他对均田制的瓦解、两税法的推行作了详实考证，还原了唐代经济制度的变革脉络。其考订的史料严谨扎实，体例规整清晰，为《旧唐书》志书部分的完成奠定了核心基础，也为后世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留下了权威依据。
除修撰《旧唐书》外，徐台符在晋朝朝堂亦长期供职于文翰史职，历任着作佐郎、史馆修撰、中书舍热职，始终围绕文治典制展开工作。作为史官，他掌修国史、记录帝王言行与朝廷政事，秉笔直书朝堂诸事，虽身处武人专权的后晋，却坚守史官操守，不因权贵压力而曲笔篡改；作为文臣，他常为朝廷草拟制诰、仪注等文书，凡涉及典章制度的诏令、礼仪规制，皆由其考订古制、结合当朝实际拟定，所拟文书体例严谨、合乎规制，深得朝廷器重。
后晋一朝，政权存续仅十余年，且常年处于与契丹的对峙之中，朝政多为武人把控，文治建设相对薄弱，而徐台符始终潜心于典制与史学，不趋附权贵、不涉足兵权，在乱世中守持文臣本分。他与张昭远等修史同僚通力合作，历时四年，于开运二年（945年）完成《旧唐书》的修撰，全书共200卷，记载了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是现存最早的唐代正史。虽因成书于乱世，《旧唐书》存在史料芜杂、部分记载简略等问题，但其中典章制度部分因徐台符等的精心考订，成为全书最具价值的内容之一，为后世修撰《新唐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也为保存唐代历史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开运三年（946年），后晋为契丹所灭，徐台符的后续事迹史载阙如，其生卒年亦无从考证，大概率在晋亡后归隐或辗转于后续政权，但其在五代乱世中所做的史学工作，却跨越了政权更迭，得以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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