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泛，生卒、籍贯、字号皆无考，活动集中于唐文宗大和（827—835）、开成（836—840）年间，长期隐居洛阳近郊山林，时人尊为徐泛山人，终身不仕、以处士自守，是中晚唐洛阳隐逸诗人群体的典型代表。彼时洛阳为东都文薮，姚合、贾岛、马戴、张籍等诗人多往来于此，形成以清峭简淡、苦吟炼字为特征的姚贾诗风，徐泛身处这一圈子，以山林闲居、清吟酬唱为业，不趋科举、不谒权贵，坚守隐者本分。
其隐居之所位于洛阳城郊溪山之间，筑茅舍、辟药畦、种竹树，日常以读书、煎茶、赋诗、访僧为事，闭门谢俗、不涉尘务。姚合《寄徐泛山人》一诗，精准勾勒其生活与性情：幽居闭户、以书自遣，山僧寄新茗、野客乞诗篇，不求科名、不慕肥马，安于清贫而诗名自显。诗职幽处寻书坐，朝朝闭竹扉。山僧封茗寄，野客乞诗归”数句，既是实景描摹，也标定徐泛“隐而工诗、贫而守志”的人格底色。他不赴乡举、不投干谒，以布衣终老，与当时士人奔竞科场、依附权门的风气截然相异，是中晚唐乱世中文人避世全身、守道自适的缩影。
徐泛诗风贴近姚贾一派，擅五言近体，取景清寂、炼字精严，多写山居、秋夜、访僧、送别，意境淡远、气格清寒，与贾岛“瘦硬”、姚合“清苦”一脉相通。其诗作未辑为专集，《全唐诗》未存其完篇，仅散见于姚合、贾岛等人酬赠题注与宋元诗话摘句，多为唱和、寄怀、题壁短章，内容不离林泉、茶烟、松月、溪云，语言省净、少用典实，以白描见风骨。虽无名篇传世，却以稳定的风格与纯粹的隐逸旨趣，被姚合列入核心诗友之列，成为姚贾诗圈的重要布衣成员。
交游层面，徐泛与姚合往来最密。姚合大和、开成间历任京职、分司东都，居洛阳日久，与徐泛频有诗札往还，除《寄徐泛山人》外，另有多首酬答残句，屡称其为“山人”“幽人”，赞其才高名淡、身闲道远。二人唱和多论诗境、叙闲情、叹世路纷扰，流露同好林泉、厌弃尘嚣的共识。徐泛亦与贾岛有交集，贾岛晚年居洛阳、屡赴嵩岳，常与山中隐者联句，徐泛以同调相契，参与雅集、互有酬寄，虽无完整和诗留存，却可由姚贾交游网络与时人诗话互证。此外，他与洛阳僧团、山野处士往来密切，常与僧徒煮茗论诗、共游溪谷，诗中多禅意与空寂之趣，兼具儒者守道与释者静心的气质。
徐泛一生无仕途履历、无功业记载，亦无碑志行状传世，仅以诗友赠答、总集零星记载留名。他代表中晚唐大量“诗名在江湖、姓名登总集”的布衣诗人：无科第、无官阶、无家学煊赫，凭诗才与品格跻身一流诗人群，以隐逸立身、以吟咏寄情。大和至开成间，朝廷党争剧烈、甘露之变震荡朝野，士人多遭贬逐、朝局危殆，徐泛远避城邑、栖身林谷，既是性情所趋，也是乱世全身的选择。他以清贫自守，拒绝以诗干进、以名求利，对应“不慕荣利”的史评，是唐代隐逸文人精神的典型呈现。
徐泛虽无文集、无显名，但其交游、诗风、行迹，是研究大和开成诗坛、洛阳隐逸文化、姚贾诗派生态的珍贵个案，证明唐代诗歌繁荣，不仅依赖台阁名臣与科举名士，更有赖徐泛这类布衣隐者的清吟与坚守。
终其一生，徐泛以山居为家、以诗酒为侣，无荣枯之扰、无案牍之劳，以纯粹的文人与隐者姿态，走完淡泊生涯。其名与事，留存于姚合诗题与唐诗文献，成为中晚唐山林诗、隐逸诗不可或缺的一页，也为后世理解唐代处士生态、文人精神，提供了鲜活而完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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