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轨，生卒年未详，祖籍雍州长安，出身将门世家，是唐高宗显庆年间活跃于西域战场的着名将领。他以左武候中郎将之职跻身唐军主力序列，作为苏定方麾下核心部将参与唐与西突厥的决战，凭借骁勇善战与沉稳谋略屡立战功，战后留守西域戍边安邦，成为盛唐开疆拓土进程中的重要功臣，其事迹虽散见于正史边角，却彰显了唐代军饶铁血担当。
徐仁轨自幼受家族武学熏陶，“少习骑射，深谙兵法”，青年时便投身军旅，从基层校尉起步，逐步积累实战经验。他所处的初唐时期，国家正值扩张高峰，西域作为丝绸之路核心枢纽，成为唐与突厥、吐蕃争夺的战略要地。凭借过饶军事素养与战场表现，徐仁轨在贞观末年升任左武候中郎将，这一官职正四品下，掌领府属巡警、督摄禁军宿卫，兼管京城防务与野战调度，是兼具中枢宿卫与战场指挥职能的关键军职，其任职履历已彰显朝廷对他的信任与器重。
显庆二年（657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叛唐自立，拥兵十万割据西域，阻断丝绸之路，成为唐朝西疆大患。唐高宗下诏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兵分南北两道征讨西突厥，徐仁轨奉命率左武候精锐骑兵编入北道主力，随苏定方出征。此战作为唐朝整合西域的“收官之战”，战略意义重大，徐仁轨全程参与了这场历时一年的决定性战役。
显庆三年（658年），唐军主力进至金山北麓，首战击破西突厥处木昆部，徐仁轨率部担任先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协助苏定方招降该部万余帐部众，为唐军补充了千名精锐骑兵，初步瓦解了西突厥的部落联盟。随后在曳咥河决战中，沙钵罗可汗率十万大军将苏定方部团团包围，形势危急之际，徐仁轨按照苏定方“步兵守南原、骑兵击北原”的战术部署，统领骑兵列阵北原，待西突厥三次冲锋疲惫之际，突然率军侧击，“铁骑奔突，所向披靡”，配合步兵方阵重创敌军，斩获颇丰，助力唐军扭转战局，取得曳咥河大捷。
显庆四年（659年），战事进入扫尾阶段，徐仁轨奉命随苏定方追击沙钵罗残部。他率轻骑穿越西域戈壁沙漠，克服恶劣气候与补给困难，先后参与双河会师、突袭金牙山牙帐等关键行动，最终协助苏定方擒获沙钵罗可汗，彻底灭亡西突厥。战后，唐朝在西域设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将西域正式纳入版图，丝绸之路得以重新畅通，徐仁轨因“征战有功，治军严整”被册封为上柱国，获赐彩缎百匹、黄金五十两。
西突厥平定后，徐仁轨并未班师回朝，而是奉命留守西域，协助安西都护府安抚十姓部落、巩固边防。他借鉴苏定方“恩威并施”的治边策略，一方面严整军纪，防止军队侵扰当地民众；另一方面积极联络部落首领，“颁行唐律，劝课农桑”，帮助西域各部恢复生产。针对西域部落离散、局势不稳的现状，他建议朝廷“保留部落建制，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这一举措被采纳后，有效化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文化经济交流。
显庆五年（660年），百济叛乱，苏定方奉命东征，徐仁轨短暂调任熊津都督府副使，协助刘仁愿镇守百济故地。他在任期间，整顿军备、修筑城防，多次击退百济残余势力的反扑，为后续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龙朔年间，徐仁轨升任右武卫将军，返回西域主持安西四镇防务，期间成功抵御吐蕃对龟兹的进攻，保障了安西都护府的安全。
徐仁轨的晚年仍坚守边庭，直至咸亨初年才因年老请求致仕，获准返回长安。他一生征战南北，从西域戈壁到朝鲜半岛，皆留下了戍边卫国的足迹。作为苏定方麾下的得力干将，他不仅在灭西突厥之战中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在战后治边中体现了深远的战略眼光。其“骁勇而不嗜杀，威严而重安抚”的治军理念，既契合了初唐开疆拓土的时代需求，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治边智慧。
徐仁轨的事迹虽未单独载入正史列传，却在《旧唐书·苏定方传》《新唐书·西域传》等史料中留下印记，成为研究初唐军事史与西域治理的重要佐证。他以左武候中郎将的职官身份，在盛唐的扩张浪潮中勇立战功，用一生践行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军人誓言，其铁血丹心与戍边功绩，跨越千年仍为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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