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乙丑年）
春正月丁卯日，吐蕃派使者来朝见皇上，请求再次和吐谷浑和亲，还想要赤水那块地方放牧牲畜，皇上没答应。
二月壬午日，皇上从京城出发，丁酉日，到达合璧宫。
皇上谈到隋炀帝，对身边的大臣：“隋炀帝因为拒绝接受劝谏而亡国，我一直把这当成教训，虚心地寻求大家提意见，可到现在都没人来谏言，这是为啥呢？”李积回答：“陛下您做的事都特别好，大臣们没啥可提意见的。”
三月甲寅日，任命兼司戎太常伯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姜恪是姜宝谊的儿子。
辛未日，东都的乾元殿建成。闰月壬申初一，皇上到了东都洛阳。
疏勒和弓月勾结吐蕃，一起侵犯于阗。皇上下令让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带兵去救援。
夏四月戊辰日，左侍极陆敦信被任命为检校右相；西台侍郎孙处约、太子右中护以及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都被免去宰相职务。
秘阁郎中李淳风发现傅仁均编写的《戊寅历》推算的文历法越来越不准确，就对刘焯的《皇极历》进行增减修改，重新编写了《麟德历》。五月辛卯日，开始推行这部新历法。
秋七月己丑日，兖州都督邓康王李元裕去世。
皇上让熊津都尉扶馀隆和新罗王法敏化解过去的仇怨。八月壬子日，他们在熊津城结盟。刘仁轨带着新罗、百济、耽罗、倭国的使者乘船从海路西归，正好赶上皇上要去泰山祭祀，高丽也派太子福男来陪祭。
冬十月癸丑日，皇后上表：“按照以前封禅的礼仪，祭祀皇地只的时候，是太后配享，却让公卿去执行祭祀的事，这礼数上不太合适。到祭祀那，我请求带领宫廷内外有封号的妇女们进行祭奠献礼。”皇上下诏：“在社首山举行祭地仪式时，让皇后担任亚献，越国太妃燕氏担任终献。”壬戌日，皇上下诏：“封禅坛上设置的上帝、后土的神位，以前用的藁秸、陶奕祭祀用品，都应该改用茵褥、罍爵，其他的郊外祭祀也都按这个标准来。”又下诏：“从今往后，在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的宴会上，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陈之乐》。”
丙寅日，皇上从东都出发，跟随的文武官员和仪仗队伍，连绵几百里都不断。沿途安营扎寨，营帐遍布原野。东边从高丽，西边到波斯、乌长等各个来朝见的国家，都各自带着下属跟随皇上，那些帐篷、牛羊、骆驼、马匹，把道路都堵得满满的。当时连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五文钱，市场上都不怎么卖麦子和豆子了。
十一月戊子日，皇上到了濮阳，窦德玄骑马跟随在旁。皇上问：“濮阳为啥叫帝丘呢？”窦德玄答不上来。许敬宗从后面骑着马赶上来，：“以前颛顼在这里居住，所以叫帝丘。”皇上觉得得好。许敬宗退下后，对别人：“做大臣的不能没学问啊，我看窦德玄答不上来，心里真替他害臊。”窦德玄听后，：“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不会不懂装懂强行回答，这正是我擅长的处理方式。”李积：“许敬宗见识广博，确实厉害；但窦德玄的也没错啊。”
寿张有个叫张公艺的，一家九代人住在一起，齐、隋、唐三个朝代都表彰过他们家。皇上路过寿张，到他家去，问他们能一起和睦居住的原因，张公艺写了一百多个“忍”字呈给皇上。皇上觉得这做法很好，赏赐给他丝绸。
十二月丙午日，皇上到了齐州，停留了十。丙辰日，从灵岩顿出发，到达泰山脚下。相关部门在泰山南边修建了圆形的祭坛，在山上修建燎封坛，在社首山上修建了降禅用的方形祭坛。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详实记录了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关键事件，涵盖政治运作、边疆关系、经济民生、文化科技与社会伦理，堪称初唐向盛唐过渡阶段的“年度切片”。透过这些事件，既能看到唐王朝的鼎盛气象，也能捕捉到权力结构与社会矛盾的微妙变化，以下从多维度展开现代视角的评论：
政治场域：皇权运作与权力暗线
--“求谏无谏”的政治隐喻
高宗提及“炀帝拒谏而亡”，表面是延续贞观朝“纳谏”传统，实则暴露了皇权强化后的政治惰性。李积以“陛下所为尽善”回应，看似谄媚，实则折射出初唐功臣集团的生存智慧——此时高宗已摆脱贞观老臣掣肘，“无谏”并非真的“尽善”，而是臣子不愿（或不敢）触碰皇权边界。这种“和谐表象”下，实则是贞观“共治”精神向高宗“独断”的过渡，为后续武则介入朝政埋下空间。
--武则的“礼制突破”：权力进阶的关键一步
皇后主动要求“帅内外命妇奠献”，最终获封禅“亚献”之位，是中国古代女性突破礼制桎梏的重要事件。传统封禅大典中，祭地只（皇地只）的仪式由公卿主持，女性无参与资格，武则此举绝非单纯“重视礼仪”，而是借“礼制创新”提升政治地位：通过“亚献”身份，她从“后宫管理者”转变为“国家祭祀参与者”，将个人权威嵌入王朝最高礼仪体系，本质是借助“神权”巩固“政权”，为后来“垂帘听政”乃至称帝积累合法性。高宗的默许，也暗示其对武则政治能力的依赖（此时高宗身体已显虚弱）。
边疆博弈：唐蕃矛盾的“早期预警”
吐蕃的两次动作——“请复与吐谷浑和亲”“求赤水地畜牧”，看似是“和亲”“畜牧”的诉求，实则是吐蕃崛起后扩张战略的体现。吐谷浑是唐王朝制衡吐蕃的重要屏障，赤水（今青海共和一带）是水草丰美的战略要地，高宗“不许”，本质是维护唐在西域-青藏高原的势力范围。而随后“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则标志着吐蕃从“试探性诉求”转向“武力扩张”，唐蕃矛盾正式从“外交博弈”升级为“军事对抗”。唐军派崔知辩、曹继叔救援，虽暂时稳定西域，但也暴露了唐边疆防御的潜在压力——吐蕃已成为继突厥之后，唐王朝最棘手的边疆对手，这种矛盾将贯穿此后百余年的唐蕃关系。
经济与民生：盛世表象下的“双刃剑”
--“米斗五钱”的繁荣与隐忧
“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时，是贞观之治、永徽之治积累的经济成果，反映出唐初均田制、租庸调制下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民生相对安定。这种繁荣为高宗大规模巡行（“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封禅泰山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印证了唐王朝的国力强盛。
--“封禅盛典”的双重性
封禅是古代帝王“告成功”的最高仪式，高宗此次封禅规模空前——“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扈从”，既是对唐王朝“朝上国”地位的确认，也体现了初唐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高丽太子、波斯使者等同盟属，是多民族政权共认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列营置幕，弥亘原野”的浩大场面，必然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虽未引发民怨，却也暗示“盛世盛典”背后的财政压力——这种“重礼仪、轻成本”的统治思维，在后世玄宗朝逐渐演变为奢靡之风。
文化与社会：传统智慧的现代启示
--《麟德历》：科技服务于统治的典范
李淳风基于《戊寅历》的疏漏，增损刘焯《皇极历》撰成《麟德历》，并迅速推行，体现了唐王朝对文历法的重视。在古代，历法不仅是“计时工具”，更是“皇权命”的象征——准确的历法意味着帝王“顺应人”，反之则被视为“失德”。《麟德历》的推行，既是科技进步的体现（其精度在当时世界领先），也是皇权强化“命合法性”的手段，这种“科技为政治服务”的逻辑，贯穿中国古代科技史。
--“忍”字与九世同居：传统伦理的双面性
张公艺以“忍”字百馀回应“九世同居”的秘诀，获高宗赏赐，反映了唐王朝对“家族伦理”的推崇。在农经济社会，“大家族聚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单元——家族和谐则地方安定，地方安定则王朝稳固，因此皇权对“九世同居”的旌表，本质是借助传统伦理强化基层治理。但从现代视角看，“忍”字背后也隐藏着个体意志的压抑：大家族聚居需牺牲个人诉求以维系整体和谐，这种“集体优先”的伦理观，既是传统社会的凝聚力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意识的觉醒。
人物群像：多元价值观的碰撞
许敬宗与窦德玄的“濮阳问答”极具代表性：许敬宗以“颛顼居此”抢答，彰显学识却暗讽窦德玄“无学”；窦德玄以“不强对所不知”回应，坦诚承认能力边界；李积则客观评价“敬宗多闻”“德玄言善”——三饶反应折射出初唐官员的多元价值观：许敬宗代表“以学识求表现”的功利派，窦德玄代表“以诚实守本分”的务实派，李积则体现“兼容并蓄”的平衡思维。这种价值观的碰撞，明初唐政治生态尚未完全僵化，仍保留着一定的包容性；而高宗对许敬宗的“称善”，也暗示了此后“能言善辩”者（如武则时期的来俊臣、周兴）更容易获得皇权青睐的趋势。
结语：麟德二年的“承前启后”意义
这一年的事件，看似零散，实则串联起初唐的“盛”与“变”：经济繁荣、国际威望是“盛”的体现，吐蕃崛起、武则掌权是“变”的伏笔；礼制突破、科技进步是“新”的尝试，伦理旌表、求谏形式是“旧”的延续。可以，麟德二年既是贞观-永徽盛世的“收尾注脚”，也是武则时代的“开篇序言”——它预示着唐王朝将从“男性官僚主导的治世”，逐步转向“权力结构更复杂的盛世转型期”，而其中的政治智慧、边疆策略与社会伦理，至今仍能为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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