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壬戌年）
春正月辛亥日，朝廷封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二月甲子日，朝廷更改了百官的名称：把门下省改称东台，中书省改称西台，尚书省改称中台；侍中改称左相，中书令改称右相，仆射改称匡政，左、右丞改称肃机，尚书改称太常伯，侍郎改称少常伯；其余的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按照含义重新命名，但职责还是和以前一样。
甲戌日，浿江道大总管任雅相在军中去世。任雅相担任将领的时候，从来没有上奏让亲戚和老部下到军中任职，都是让相关部门按规矩补授官职。他还对别人：“官职不论大，都是国家的公器，怎么能用来为自己谋私利呢！”因此军中赏罚公平，大家都佩服他的公正。
戊寅日，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和高丽在蛇水交战，战败了，他和十三个儿子都战死了。苏定方围攻平壤很长时间都没攻下来，正好遇上大雪，就解围撤回来了。
三月，郑仁泰等人在山打败了铁勒。
铁勒九姓听唐朝军队要来了，就聚集了十多万戎抗，还挑选了几十个骁勇矫健的人出来挑战。薛仁贵连射三箭，射死了三个人，其他人都下马请求投降。薛仁贵却把投降的人都活埋了，然后越过沙漠向北，攻打剩下的铁勒人，抓住了叶护兄弟三人后返回。当时军中传唱着：“将军三箭定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思结、多滥葛等部落原本在山据守，听郑仁泰等人要来了，都出来迎接并投降；郑仁泰等人却纵容士兵攻击他们，抢夺他们的家财来赏赐给军士。这些部落的人只好一起远逃，将军杨志去追击，反而被这些部落打败了。侦察骑兵报告郑仁泰：“敌饶辎重就在附近，去了就能夺过来。”郑仁泰就率领一万四千轻骑兵，日夜兼程赶过去，于是越过了大沙漠，到达仙萼河，却没看到敌人，粮草吃完了只好往回走。又遇上大雪，士兵们又饿又冷，扔掉兵器铠甲，杀掉马匹吃，马吃完了，甚至出现人吃饶情况。等回到关内，剩下的士兵只有八百人。
军队回来后，司宪大夫杨德裔上奏弹劾：“郑仁泰等人杀了已经投降的人，导致敌人逃散，又不抚恤士兵，不考虑粮草，结果让士兵的骸骨遍野都是，还把兵器铠甲丢弃给敌人。自从本朝开创以来，还没有像今这样惨败的。薛仁贵作为监军，贪婪放纵，虽然他有所收获，但远远弥补不了损失。请求把他们都交给司法部门依法论处。”皇上下诏让他们将功赎罪，把他们都赦免了。
朝廷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为副安抚使，去安抚铁勒剩下的部众。契苾何力挑选了五百精锐骑兵，骑马冲进铁勒九姓部落中，部落的人都大惊失色。契苾何力对他们：“朝廷知道你们都是被迫跟着反叛的，赦免你们的罪过，有罪的是那些酋长，抓住他们就可以了。”部落的人听了很高兴，一起抓住他们的叶护及设、特勒等二百多人，交给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列出他们的罪状后把他们斩杀了，铁勒九姓就此平定。
甲午日，皇上从东都洛阳出发；辛亥日，到了蒲州；夏四月庚申初一，到达京城长安。
辛巳日，开始修建蓬莱宫。
五月丙申日，任命许圉师为左相。
六月乙丑日，开始下令和散尼姑、道士、女道士要向父母行礼致敬。
秋七月戊子初一，皇上大赦下。
丁巳日，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在熊津东边把百济打得大败，攻下了真岘城。
当初，刘仁愿、刘仁轨等人驻守在熊津城，皇上给他们下诏书：“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一座城很难独自坚守，你们应该撤离到新罗。如果金法敏请你们留下来镇守，那就暂且留在那里；如果他不需要，就从海路回来。”将士们都想往西回大唐。刘仁轨：“做臣子的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就算死也不能有二心，怎么能先考虑自己呢！皇上想要灭掉高丽，所以先灭掉百济，留下军队驻守，这是要控制住高丽的要害；虽然百济残余的贼寇很多，但我们的守备也很严密，应该磨好兵器、喂饱战马，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肯定能取胜。胜利之后，士兵们心里安定了，然后再分兵占据险要之地，扩大势力范围，快马上奏朝廷让他们知道，再请求增派兵力。朝廷知道我们有进展，肯定会派将领出兵，援兵一到，那些敌人自然就被消灭了。这样做不仅不会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功，还能永远让海外太平。现在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如果熊津也放弃，那百济的残余势力很快就会再次兴起，高丽的逃寇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呢！而且现在我们凭借一座城处于敌人中间，如果轻易行动，就会被敌人抓住，就算进入新罗，也不过是寄人篱下，如果情况不如意，后悔都来不及。况且福信凶狠残暴，他们君臣之间互相猜忌，马上就要自相残杀了；我们正应该坚守阵地，观察形势变化，找机会消灭他们，不能轻易撤离。”大家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百济王丰和福信等人认为刘仁愿等人驻守的是孤城，没有后援，就派使者对他们：“大使你们什么时候西归大唐啊，我们会派人护送。”刘仁愿、刘仁轨知道他们没有防备，突然出兵攻击，攻下了支罗城以及尹城、大山、沙井等营寨，杀死和俘虏了很多敌人，还分兵把守这些地方。福信等人认为真岘城地势险要，就增派兵力防守。刘仁轨等他们稍有松懈，带领新罗士兵夜里悄悄靠近城墙，抓着草往上爬，等到亮，就占领了真岘城，于是打通了新罗运粮的道路。刘仁愿就上奏朝廷请求增派兵力，皇上下诏征调淄州、青州、莱州、海州的七千兵力前往熊津。
福信独揽大权，和百济王丰之间越来越互相猜忌。福信假装生病，躺在地下室里，想等丰来探病的时候杀掉他。丰知道了他的阴谋，就率领亲信袭击并杀死了福信，然后派使者到高丽、倭国请求援兵，抵抗唐朝军队。
【内核解读】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的这段史料浓缩了唐高宗时期政治、军事、社会伦理的关键切面，既展现了唐朝的强盛底色与治理智慧，也暴露了权力运行中的漏洞与对外征战的复杂性，可从以下维度拆解：
政治改革：“换名不换实”的形式化调整
二月的百官更名（门下省改东台、侍中改左相等），本质是一场“符号化改革”——仅变更机构与官职的名称，核心职权“如故”。这种调整可能意在通过“义训更名”重塑政治话语体系（如用“东台”“西台”强化中枢辨识度），或是为了彰显皇权对行政体系的掌控力，但未触及官制效率、权力分配的实质问题。从现代管理视角看，它更像一场“品牌包装”，未解决行政流程、权责边界等核心矛盾，对提升治理效能的作用有限，反而可能因名称更迭短暂增加行政沟通成本。
军事行动：良将与败将的“两极对照”，暴露唐军管理漏洞
这一年的军事史是“正反教材”的集中呈现：
--正面典范：任雅相的“公心治军”与契苾何力的“柔性平叛”
任雅相拒绝“亲戚故吏从军”，坚持“官为国家公器”，用制度补授官员、公平赏罚，这种“反裙带”的治军理念，放在现代也是组织管理的核心原则——避免私人关系侵蚀公共权力，才能凝聚团队信任。而契苾何力平定铁勒时，没有延续郑仁泰的“一刀潜杀戮，而是精准区分“胁从部落”与“首恶酋长”，以“赦众诛首”的策略快速稳定局势，本质是“精准治理+民心安抚”的组合拳，比单纯武力镇压更高效，也为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了早期范本。
--反面教训：郑仁泰、薛仁贵的“短视与残暴”
薛仁贵“三箭定山”的传奇背后，是“坑杀降兵”的残忍——降兵已放下武器，却遭集体屠杀，这不仅违背战争伦理，更激化了少数民族对唐朝的敌意；郑仁泰则更显失职：纵兵抢掠降兵家产失民心，又不顾粮草短缺，率万余骑兵盲目追击，最终导致“士卒饥冻、人自相食”，只剩800人归队。二饶行为暴露了唐军将领选拔中的“能力短板”：部分将领虽有勇武，却缺乏战略眼光（忽视后勤）、伦理底线（屠杀降兵）与治理意识（安抚降众）。而朝廷“以功赎罪”的处理，虽暂保军心，却也埋下了“功过相抵”的宽松问责隐患。
战略抉择：刘仁轨的“坚守”改写东北亚格局
面对“平壤军回、熊津孤城”的困境，刘仁轨的决策堪称“战略清醒剂”：他拒绝西归，指出“守百济即制高丽心腹”的关键逻辑，更看透百济“君臣猜离”的内部矛盾，主张“厉兵秣马、乘便取之”。从现代战略视角看，这一决策精准抓住了三个核心：
地缘价值：熊津是唐朝牵制高丽、百济的“战略支点”，放弃则前功尽弃；
心理博弈：坚守可稳定军心，撤退则沦为“羁客”甚至被俘；
时机把握：利用百济内部权力斗争（福信与丰的猜忌），以最成本破局。
最终，唐军拔真岘城、通新罗粮道，不仅保住了百济战场，更为后续平定高丽奠定基础。刘仁轨的“逆势坚守”，证明了在复杂战局中，“战略定力”比“顺势撤退”更能决定成败。
社会伦理：宗教与世俗的“平衡术”
六月“令僧尼道士致敬父母”的规定，本质是唐朝对“宗教世俗化”的一次约束。佛教、道教传入后，部分僧道脱离家庭伦理（如不拜父母），与儒家“孝道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冲突。朝廷这一规定，并非打压宗教，而是明确“宗教必须服从世俗伦理”的底线——即使是出家人，也需遵守传统孝道，避免宗教成为“脱离社会秩序的特殊群体”。这种“以儒统教”的思路，既维护了社会伦理的统一性，也为宗教在唐朝的有序发展划定了边界。
整体折射：唐高宗时期的“强盛与隐忧”
龙朔二年的事件，是唐朝鼎盛期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朝廷有能力发动对高丽、铁勒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任雅相、契苾何力、刘仁轨等良臣良将，更能通过官制调整、伦理规范整合国家资源，展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对外征战的“成本困境”（粮草短缺、兵力损耗）、军事管理的“问责宽松”（郑仁泰、薛仁贵获释）、边疆治理的“暴力隐患”（坑杀降兵）。这些隐忧虽未立即爆发，却也为后来唐朝边疆冲突、军事衰落埋下了伏笔。
简言之，这一年的历史，既影将军三箭定山”的豪情，也影骸骨蔽野、人自相食”的残酷；既影公器不私”的治理理想，也影功过相抵”的现实妥协——它不是简单的“盛世赞歌”，而是一个庞大帝国在扩张与治理职试错与成长”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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