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丙午年）
春正月里，夏州都督乔师望和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他们去攻打薛延陀，直接就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俘虏了两千多人。多弥可汗只能灰溜溜地骑着马逃跑了，他的地盘里那是一片混乱。
丁丑日，朝廷派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个人，按照六条标准去各地巡查。这一查，刺史、县令这些官员好多都被降职或者罢免了。那些觉得自己冤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跑到京城喊冤。皇上让褚遂良把情况整理好汇报给他，然后亲自裁决。这一番操作下来，有二十个有能力的让到提拔，七个有罪的人被处死，还有好几百甚至上千人流放或者被免官。
二月乙未日，皇上从并州出发。到了三月己巳日，就回到京城啦。皇上跟李靖：“我带着这么多人，居然被个部落搞得这么费劲，这咋回事儿啊？”李靖回答：“这事儿道宗明白。”皇上就转头问江夏王道宗，道宗就详细了在驻骅的时候，本来可以趁着对方空虚拿下平壤的事儿。皇上听了，有点郁闷地：“当时忙忙叨叨的，我都不记得这事儿了。”
这时候皇上身体还没完全好，就想专心调养。庚午日，下诏军国大事都交给皇太子处理。于是太子隔就在东宫处理政务，处理完了就进宫伺候皇上吃药吃饭，一刻都不离开。皇上想让太子出去游玩放松下，太子推辞不想出去。皇上没办法，就在自己寝殿旁边弄了个别院，让太子住那儿。褚遂良就建议，让太子十回一次东宫，跟老师学习学习道理，皇上同意了。
皇上有一次去未央宫，仪仗队都走过去了，突然在草丛里发现一个人带着刀。皇上就问他咋回事，这人：“听仪仗队来了，吓得不敢出来，结果仪仗队的人没看见我，我就一直趴着不敢动。”皇上赶紧把这人带回去，还跟太子：“要是按规矩处理这事儿，好几个人都得死，你一会儿赶紧放了他。”还有一次皇上坐轿子，有个侍卫不心碰到了皇上衣服，这人吓得脸色都变了。皇上：“这儿没御史，我不怪罪你。”
陕地有个叫常德玄的人，举报刑部尚书张亮收养了五百个干儿子，还和术士公孙常聊，自己名字符合图谶，又问术士程公颖：“我手臂上有龙鳞一样的东西，我想干大事儿，行不行啊？”皇上就让马周他们去调查这事儿，张亮不承认。皇上：“张亮养五百个干儿子，养这么多人干啥？明显就是想造反啊！”然后让百官讨论怎么判这案子，大家都张亮造反，应该杀头。只有将作少匠李道裕：“张亮造反的证据还不充分，罪不该死。”皇上派长孙无忌、房玄龄到监狱跟张亮：“法律是下公平的准则，大家都得遵守。你自己不谨慎，跟坏人来往，犯了法，现在能咋办呢！你安心去吧。”己丑日，张亮和程公颖就在西市被砍头了，家里财产也都被没收。
过了一年多，刑部侍郎这个职位空缺了，皇上让大臣们好好选个人。大臣们推荐了好几个人，皇上都不满意。后来皇上：“我找到合适的人了。之前李道裕讨论张亮案子的时候‘造反证据不充分’，这话很对，我当时没听，现在后悔了。”于是就任命李道裕做刑部侍郎。
闰月癸巳朔日，发生了日食。戊戌日，撤销了辽州都督府和岩州。
夏四月甲子日，太子太保萧瑀被解除了太保的职位，改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五月甲寅日，高丽王高藏和莫离支盖金派使者来谢罪，还献上两个美女，皇上把美女给送回去了。这个盖金就是苏文。
六月丁卯日，西突厥乙毘射匮可汗派使者来进贡，还请求联姻。皇上答应了，但是要求他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这五个地方作为聘礼。
薛延陀的多弥可汗，这人性格急躁又心眼，还对人没啥恩情。他把他爹在位时的那些老臣都给辞退了，专门重用自己亲近的人，搞得国内的人都不拥护他。而且他还乱杀人，大家都人心惶惶的。回纥酋长吐迷度联合仆骨、同罗一起攻打他，多弥可汗被打得大败。乙亥日，皇上派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当瀚海安抚大使，又派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带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带着凉州和胡饶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自带着自己的部队，分好几路一起去攻打薛延陀。
皇上派校尉宇文法去乌罗护、靺鞨，在薛延陀东边边境碰到了阿波设的军队，宇文法带着靺鞨人把他们打败了。这一下薛延陀国内可炸锅了，都喊着：“唐朝的军队打过来啦！”各个部落都乱成一团。多弥可汗带着几千骑兵逃到阿史德时健部落，结果被回纥人追上给杀了，他的宗族也几乎死光了，回纥人就占领了他们的地盘。剩下的那些部落首领互相打来打去，都争着派使者来向唐朝表示归顺。
薛延陀剩下的人往西跑，还有七万多呢，他们一起拥立真珠可汗哥哥的儿子咄摩支当伊特勿失可汗，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地方。没过多久，咄摩支就去掉了可汗的称号，派使者上表，请求住在郁督军山的北面。皇上就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去安抚他们。
敕勒九姓的那些酋长，因为他们部落一直都服薛延陀，听咄摩支来了，都害怕得不校朝廷讨论后，担心咄摩支在碛北又搞出什么乱子，就又派李世积和敕勒九姓一起去对付他。皇上还叮嘱李世积：“他们投降就安抚，要是造反就征讨。”己丑日，皇上亲自写诏书，：“薛延陀被打败了，敕勒各个部落，有的来投降归附，有的还没归顺，现在不抓住机会，以后可能会后悔。我要亲自去灵州招抚他们。去年去辽东打仗的那些兵，这次都不用征调了。”
当时太子本来要跟着去，少詹事张行成上奏章：“皇太子跟着去灵州，不如让他在京城监国，跟百官接触，熟悉各种政务。这样既能稳住京城这个重要地方，又能向下显示皇上的美德。皇上您应该放下点对太子的偏爱，遵循公道。”皇上觉得他得很对，就升他做银青光禄大夫。
李世积到了郁督军山，薛延陀的酋长梯真达官带着人来投降。咄摩支往南逃到荒谷，李世积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去招抚，咄摩支就向萧嗣业投降了。但他的部落还有些摇摆不定，李世积就带兵追击，前后杀了五千多人，俘虏了男女三万多人。秋七月，咄摩支被带到京城，皇上封他做右武卫大将军。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后期唐太宗李世民在军事、吏治、司法、储君培养与外交上的关键作为，既延续了“贞观之治”的治理智慧，也暴露了封建皇权下的制度局限，其核心事件折射出的治理逻辑与人性思考，至今仍具参考意义。
边疆治理：“恩威并施”的军事与安抚平衡
对薛延陀的处置，是唐初边疆策略的典型体现。一方面，唐军以多路并进的军事打击（乔师望、执失思力先破多弥可汗，后李世积联合敕勒九姓扫清余部）粉碎其割据势力，彻底解决了北方游牧部族的威胁——这既源于薛延陀多弥可汗“猜忌无恩”的内部失序，也得益于太宗“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务实方针，避免了“养痈为患”。另一方面，对归降的薛延陀余部（如咄摩支被封为右武卫大将军）、敕勒九姓的招抚，延续了唐朝“羁縻政策”的核心逻辑：不单纯依靠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授官+安集”将边疆部族纳入统治体系，既减少了长期战乱，也巩固了漠北疆域。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亲赴灵州招抚敕勒诸部时，特意停调去年征辽东的士兵，既体现了对民生的体恤（避免过度征调引发民怨），也显示出对边疆治理“武力为后盾、安抚为核心”的清醒认知——这正是唐初能维持辽阔疆域稳定的关键原因。
吏治与监察：“严察”与“纠错”的治理试探
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大量贬黜刺史、县令，虽体现了太宗对地方吏治的重视（试图肃清贪腐、整顿行政效率），但“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的细节，也暴露了早期监察的弊端：巡察官可能存在“一刀潜的严苛，或对地方实际情况了解不足。而太宗后续“令褚遂良类状以闻，亲临决”，最终“进擢二十人、处死七人、除免数百千人”，则展现了皇权对监察结果的“最终校准”——既维护了监察权威，又通过亲自复核减少冤假错案，本质是“集权下的纠错机制”。这种“先严察、后终审”的模式，虽无法彻底避免权力干预，但在封建时代已属相对公正的吏治实践。
司法反思：从“皇权主导”到“尊重法理”的进步
张亮案是这段史料中最具司法启示的事件。刑部尚书张亮“养假子五百人”“与术士谈图谶”，虽影谋逆嫌疑”，但“反形未具”（无实际谋反行动），百官因太宗倾向“定罪”而集体附和“当诛”，唯有将作少匠李道裕坚持“罪不当死”。太宗最初凭“养假子何为？正欲反耳”的主观判断处死张亮，但若干年后却因“悔之”而提拔李道裕为刑部侍郎——这一转折极具意义：它标志着太宗在皇权与法理间的反思，承认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优于“主观臆断”，也打破了“百官唯上”的官场惯性。在封建皇权至上的时代，这种“事后纠错”虽无法挽回人命，却体现了贞观时期“重视法理、容纳异见”的政治开明，为后世司法实践树立了“不唯皇权、尊重证据”的标杆。
储君培养：“实操历练”与“德行教育”的双重考量
太宗因“疾未全平”让太子“处决军国机务”，同时要求太子“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还允许褚遂良建议的“太子旬日一还东宫讲道义”，形成了储君培养的完整逻辑：一方面，让太子参与实际政务（“间日听政”），避免其沦为“只知读书、不懂治世”的傀儡；另一方面，通过“侍疾尽孝”“与师傅讲道义”强化其德行与学识，确保储君“德才兼备”。而张行成建议“太子监国而非从幸灵州”，太宗不仅采纳还升其官，更凸显了贞观政治的理性——不凭“私爱”让太子随从，而是以“公道”让太子历练，为政权平稳传承奠定基础。这种“实操+教育”的储君培养模式，远比单纯的“嫡长子继潮更能保障统治稳定。
外交智慧：“实力为基，姿态灵活”的大国格局
对西突厥与高丽的外交处置，展现了唐朝的大国底气与灵活策略。对西突厥乙毘射匮可汗的“请婚”，太宗“许之”但要求“割龟兹、于阗等五国为聘礼”，本质是以“联姻”为纽带，换取西域战略要地，既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又避免隶纯军事征服的成本；对高丽“献二美女”，太宗“还之”，则是一种“以德服人”的姿态——既不贪恋美色，也向高丽传递“无需以女色求和”的善意，避免激化辽东矛盾（毕竟此前征辽东已消耗国力）。这种“有所求（对西突厥要土地）、有所让（对高丽还美女）”的外交，既基于唐朝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也体现了太宗“不恃强凌弱、务实求利”的外交智慧，为唐朝构建“可汗”体系提供了软实力支撑。
结语：贞观之治的“成熟底色”
贞观二十年的史事，没有贞观初年“玄武门之变”的激烈动荡，也没影贞观之治”初期“轻徭薄赋、纳谏如流”的鲜明标签，却更能体现贞观之治的“成熟底色”：太宗虽年事渐高、身体欠安，但在军事上不冒进、吏治上严且纠、司法上能反思、储君培养上重实效、外交上有格局，始终以“稳定大局、兼顾民生与统治”为核心。这些事件也证明，“贞观之治”并非依赖君主一饶“完美”，而是源于一套“重视纠错、容纳异见、平衡各方利益”的治理逻辑——这种逻辑，正是其超越一般封建治世、成为后世典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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